近日，妻子问我：你知道《不懂就要问》的作者是谁吗？
我很奇怪，她做教师，关心的是课文的字词语句，从来没有听她问过课文的作者是谁。这次怎么了？
有时候，我告诉她溯源出来的作者姓名，她根本没有兴趣听，说这有什么关系呢？
这次，她告诉我说，辅导作业上有一个题目，问：《不懂就要问》的作者是孙中山吗？
她告诉学生，正确的回答是“不是”。
然后学生就问了，那《不懂就要问》的作者是谁？
妻子回答道：“书上没有说明作者。”
于是，她把问题推到我这儿来了。
可见，对一篇课文的作者是谁，连学生都是想知道的事。就像那个作业题，你说这篇课文的作者不是孙中山，那么你证据是什么？你总得拿出一个真正的作者，才能排除掉课文的作者不是孙中山吧。
因此，一篇课文的作者决不是可有可无的事。
由此，笔者倒是生出几分好奇心，《不懂就要问》的作者是谁呢？
目前，《不懂就要问》是部编版三年级上册的一篇课文，要找作者，先看课文的注释，课文中标明：本文选自《新学制小学教科书高级国语读本第一册》。
查这个来源的出处，如果没有找错的话，应当是世界书局1925年3月出版的一本教材。
民国时期，编辑出版教材的三大机构，就包括世界书局，其在教材出版中的地位，仅次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
民国时期的教材，版本体系相当复杂，对于我们来说，真可以用乱花迷眼来形容。
我们找一个资料，来大致搞清世界书局的教材体系。由洪宗礼、柳士镇、倪文锦编写的《母语教材研究卷三：中国百年语文教材评介》（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中，对世界书局的教科书体系有一个介绍：
——20世纪20年代，该书局先后编行了“新时代”“新学制”“新主义”等整套教材。如刚起步时编印的供高等小学使用的《新时代教科书》系列；遵照新学制课程纲要编制的“新学制版”教科书系列，里面有“国文”“国语”和“国语文”；1927年后出版的“新主义版”新课程标准教科书，分别编写供乡村用、中小城市用、大都市用和春季始业用、秋季始业用等各套国语、国文课本。——
按目前教材中的《不懂就要问》的文本来看，在1925年编写的教材，不可能达到现在课文中遣词造句的规范化与现代化的程度。
我们无法找到《新学制小学教科书高级国语读本第一册》的具体课文内容，但是世界书局出版的教科书，近年来被多家出版社唤醒，出版了影印件。
我们找到一本哈尔滨出版社于2017年10月出版的《世界书局国语读本》，共计八册，其中第八册第6课为《中山先生小时候的故事》（一），讲述的就是这一个同样的故事，我们无从知道，这是否就是《新学制小学教科书高级国语读本第一册》里的课文，但是，至少可以看出，这都是时间较为接近的教材，且同为一家出版社，不同版本里收录的课文，应该相差不大。
下面我们看一看《世界书局国语读本》一书中的课文：
全文如下：
中山先生小时候，是翠亨村的私塾中读书。他所读的是《千字文》《三字经》一类旧书，丝毫没有兴味。只是整天像唱歌一般，随口背诵，并不注重讲解。
有一天，中山先生站起来对老师说：“先生！我读的书一些也不懂；老是这样地诵读，有什么意思呢？”塾师听了他的话，非常惊骇，便站起来，拿了一根戒尺，厉声道：“什么话?你敢反对古训吗?”中山先生很诚恳地答道：“不是！我并不是反对古训。但是，我不懂书中的意义，请求先生解释给我听。”那个塾师，听了中山先生诚恳请求的话，心也软了下来，说道：“好，我讲给你听吧。”
这个故事，与现在课本里的《不懂就要问》内容上基本相同，但注意一下，却没有什么语句的相似，叙事也比较粗疏，几乎没有现在课文里的花言巧语，起承转合。
我们看一看，这一版课文的第一节：“只是整天像唱歌一般，随口背诵，并不注重讲解。”
现在的课文《不懂就要问》的开首：“那时候上课，先生念，学生跟着念，咿咿呀呀，像唱歌一样。”
“像唱歌一般”是两篇课文中唯一具有共性的关键性语句。
现在的课文里用语十分现代，复杂的句式，在刚刚脱离旧有汉语格式的民国教材里是很难看到的。比如，《不懂就要问》中的“这一问，把正在摇头晃脑高声念书的同学们吓呆了”这句话，修饰定语，非常健全而完整，是民国教材的简洁风所不具备的，这种语句，明显是经过了欧化语文熏陶的当代作者才热衷于使用的。
我们再来看看民国版其他教材上描写孙中山上私塾的故事的文风情况。
我们找到了1934年版本的《新课程标准适用小学国语课本第一册》，这是由朱文叔编写的教材，由中华书局出版。
其中收有课文《读书要明白它的意思》，基本与现在的课文表述了同一个内容，全文如下：
读书要明白它的意思
这是国父孙中山先生少年时代的故事。
在孙先生的少年时代，中国还没有学校，只有学塾，孙先生就在翠亨村的学塾里读书。
学塾里没有星期，也没有纪念日。每天早上，孙先生拿了 书包走进去，读几句三字经，写几个方字；回家吃了午饭，再拿书包走进去，还是读几句三字经，写几个方字。今天这样，明天也是这样。没有体育和音乐，也没有美术和劳作。进去尽是读，尽是坐。
读三字经的方法，是塾师唱一句，学生跟着念一句；塾师不讲，学生也不问；只是糊糊涂涂，无意识的读着。孙先生觉悟到这一种读书的方法，是不合理的。有一天，他站起来反对道：“老师，我一些不懂！尽是这样唱，有什么意思呢？我读它做什么呢？”
塾师愕然站起来，取了戒尺，在手中掂量，厉声喝道：“甚么！你背叛经训吗？”
“不，老师我并不反对经训。到这里来，是要老师教我的。我一些不明白书中的意思，可否请老师讲给我听？”
塾师无言可答了。
以后，孙先生们在塾中，不论读甚么书，总说：“这本书里，一定有道理的，我要找它出来！”
这个版本里，并没有说私塾老师接受孙中山的意见，给学生们讲授课文，这与现在课本里的课文结局不同。
继续寻找下去，我们在东北政委会编审委员会编的《高小国语》第一册中，也找到了相似主题的课文。
这就是第四课《孙中山先生少年时代》，这是解放区编写的教材，较接近于现在的课文，但尽管如此，也未达到现在课文的通顺流畅的程度。其全文如下：
孙中山先生小时候，是在村塾里读书的。那时是旧时代，农村中没有小学校，只有私塾，里面一位严厉的塾师教管着十来个小学生。学生初进私塾，先由塾师教读《三字经》和《干字文》等书。把一段书读熟了，就要背；背熟了，再教一段。这样读了几年，把几部书背得烂熟，其实并不懂得书中的意义。那真是死读书啊!等到学生大一些了，塾师才肯给开始讲解。
中山先生进了私塾，照例先读三字经，每天大声的念。
一天，他问塾师道：“我仅是这样唱有什么意思呢?这些话我一点不懂，我读它做什么?”
那塾师听了，愕然地站起来，扬着戒尺喝道：“什么?你敢不守规矩吗?”中山并不害怕，从容答道：“不是，我是说书中的意义，我一点不懂，为什么要天天这样念来念去呢?”
塾师从来没见过这样一个学生，敢问个“为什么”。他大怒道：“从来读书都是这样读的，难道你敢反对吗?”
中山抗辩道：“但是我到这里是请先生教我，而我竟不明白我所读的，可否请先生启导我，让我明白书中的意思?”这一来，塾师没话说了。从此他只得给中山讲书。
“为什么”这句话，是求学的好方法。这个方法，是叫人研究问题要追根问底，不要轻信旧习惯，必须彻底把问题弄清楚，然后来判断是非。中山先生从小能用这种方法求学，所以他到底成了一个有学问，有思想的革命家。
这篇课文通过对话，刻画了人物之间的冲突，但也没有现在课文里的那种细腻的心理状态描摹。
上面所有的民国教材中的孙中山少年时代上私塾的故事，均没有现在课本里的《不懂就要问》那般叙事饱满，人物丰润，刻画细腻。
综合比较来看，唯一的结论就是，《不懂就要问》这篇课文是当代人编写的文章。
我们用《不懂就要问》里的关键语句进行搜索，果然找到了这篇课文的当代出处。
这就是李联海编著的《孙中山轶事》（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一书，这才是《不懂就要问》的真正出处。
《不懂就要问》首次出现的教材是在1995年出版的《九年义务教育六年制小学教科书语文第四册》。这其实是一个很迟进入教材的课文了。
1985年出版的《孙中山轶事》时间线上在1995年版教材之前，从这本书中选入教材，完全无违和可能。
《孙中山轶事》中的相关段落全文如下：
想学就要问
富人的孩子，年纪很小便上学了，孙中山因为家里贫穷，直到一八七五年快到十岁时才能入学读书。他每天一早起 床做完家务，便到村里的冯氏宗祠上课。按当时学校的规定，他先从《三字经》、《千字文》读起，再读《大学》、《中庸》等书籍。
一天，孙中山来到学校，照例把书本放到老师面前，将昨天的功课背诵了一遍。老师听完，点头认可，然后拿起红笔，在孙中山的书上又圈点了几行，然后自己念一句，叫孙中山跟着念一句。只两遍，孙中山就会读了，回到座位，再念几遍，便能背诵出来。可是，书里的话是什么意思?他却一点也不懂。孙中山苦思了许久，终于站起身来问：
“先生，你刚才教我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是什么意思?请你解释给我听。”
这一问，把那些正在摇头晃脑，大声朗读的同学吓呆了，全课堂霎时变得鸦雀无声。
在封建社会，老师打学生是天公地义的事，而这位老 师又是脾气暴躁的人，他从不喜欢学生提问。果然，他眉一竖，眼一瞪，拿起戒尺，走到孙中山跟前，厉声喝问：
“什么?”
孙中山镇静地回答：“我不懂书里的意思，请先生讲给我听。”
“你能背得出来吗?”
“背得出。”孙中山说完，凝神念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 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孙中山把这段课文一字不漏地背了出来。老师不由放下手中的戒尺。孙中山是班里勤奋聪颖的好学生，学生要 求讲解课文而挨打，如果传出去不好听啊。老师只得皱着 眉头，训斥孙中山道：“不用废话，书上都是圣贤讲的大道理，你现在年纪还小，只管用心读，日后自然会懂的！。”
老师拿起戒尺走回讲台。好些同学朝孙中山伸伸舌头，竖起大拇指。
许多年以后，一个同学还向孙中山问起这件事：“你怎么会想到向先生提问，不怕挨打吗?”
孙中山笑了笑，说：“学问学问，想学就是要问。学而不问，怎么能懂呢？”
李联海编写的这个故事，有其特点，就是注重了戏剧性，起承转合颇为完整，而之前的教科书中多是轻描淡写地交代一个事情，并没有人物的心理冲突。因此，李联海的改编有其特色之处，所以能够走入教材。
当然，李联海的原文进入教材之后，也有所改动。在李联海版里，并没有交代私塾先生是否改变了教学方法，没有具体提到是否给孩子们讲授课文，而在课文《不懂就要问》里，加了这一句“先生讲得很详细，大家听得很认真。”
这样的改变，应该是考虑到现在学生们的心理感受，对原文中脾气粗暴、冥顽不化的私塾先生的个性进行了美化处理，从而在孩子心目中塑造一个比较可亲的老师形象，维护孩子们心目中老师的至尊地位。
相比之下，课文《不懂就要问》里描摹的孙中山童年时的学习氛围，要温暖与阳光得多，远不是民国版教材里都不遗余力地控诉旧式教学体制的蛮野与阴森。
如果我们注意到现行教材的总主编温儒敏对民国教育方式的溢美之词，认为过去的那种灌鸭式教学方式也有可取之处的论点，便能够大致理解，为什么现在的课文要进行这样淡化课堂冲突、美化私塾先生的处理了。
我们可以注意一下，现行课本里，删去了民国教材里都曾提及的一个重要的师道尊严的“谬论”，那就是私塾先生是给敢于提问的孙中山扣上了一个叛逆者的大帽子：
如世界书局版里，私塾先生如此责问：“你敢反对古训吗?”
1934年版本的《新课程标准适用小学国语课本》里，私塾先生厉声喝道：“甚么！你背叛经训吗？”
东北政委会编审委员会编的《高小国语》里，私塾先生责问道：“什么?你敢不守规矩吗?”
从李联海版开始，直到现行的教科书中的课文，都没有私塾先生用高压政策，给少年孙中山扣上一个反潮流英雄的帽子，这应该是时势的变化，使得现在的作者，弱化了孙中山身上的反叛者的定调，而是突出了他的勤学好问的精神质素。
这也是李联海版的孙中山私塾故事，能够被现行课本接受的原因之一。
从这个意义上讲，《不懂就要问》这一课取自于李联海编著的《孙中山轶事》（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一书当无异议。
至于李联海，《孙中山轶事》中的前言里介绍他是“历史文学刊物的负责人”，常驻在广州，另著有《一代天骄：孙中山传记》、《孙中山与宫崎滔天》、《民族振兴的追梦者：孙中山》等多部书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