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把公共食堂说成是“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人民公社的重要组成部分”。食堂规模，一般的是以原生产队为单位建立，叫“小型食堂”，也有的是以原农业社（一村一社）为单位建立，叫“中型食堂”。1958年9月11日，全县共办起全民食堂1961个，幸福食堂（老年食堂）83个，幼儿食堂187个，产院食堂85个，共计2316个，参加183384人，占总人口的71%。11月8日，县委又布置实行“半供给半工资制”，实行“吃饭不要钱”，说这是“在分配制度上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让64个村的食堂先走一步，12月1日全县执行。
当时所谓“半供给制”，有四种形式：一是粮食供给制，即吃粮不要钱；二是伙食供给制，即吃饭不要钱；三是生活供给制，即吃饭穿衣不要钱；四是全部供给制，即“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学育婚乐”，12个项目全部包干。各公社在作计划时四种形式都有，实际落实的多是第二种形式，即粮菜柴炭酱醋油盐不要钱；对三、四两种，由于条件不具备没有兑现。所谓“半工资制”，即将劳动力评为4至8级，工资级差5角至1元；各社队除食堂供给部分外，给劳动力按月开支。县委强调：“社员开不了支，公社干部不能开支”。实际上，许多公社除了食堂吃饭外，无钱用于工资开支。
当年秋收分配时，多数公社不再给社员分粮分菜，把粮食、蔬菜拨给食堂，社员们只领取用餐票证。那时宣传“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因素，“吃饭不要钱”是共产主义因素，年轻人们觉得好象真是“人民公社是桥梁，共产主义是天堂”，盼望共产主义早日来临；一些老党员也以为实现“共产主义”为时不远了。公共食堂在开始办时，粮食较充足，经济尚富裕，一般能够吃饱，有的还能不时的吃点好的改善生活，而且吃饭不用花钱。但是，时间不久，食堂的弊病就暴露出来了。浪费粮食，丢烂瓜菜；“两头冒烟”，浪费燃料；老弱病残吃不好，亲友往来不方便；炊管人员占用劳力多，影响生产。尤其严重的问题是，食堂后期，粮食不足，社员吃不饱。好的队每人每天7两原粮，差的队只有5两，一日口粮不够一顿吃。在农业社时，社员干活挣工分，“工分工分，社员命根”；食堂化后，“干不干，三顿饭”，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就更低了。
那时，县委办公室调查过一个大队。这个队由于旱地变成水地，1960年比1957年收入增长61%，社员可分部分增长88.6%，按理说多劳动者应该增加收入，可是由于公共食堂供给部分由1958年的17.4%增长到1960年的30%，按人增收77%，按劳只增收72%，劳动日值不仅没有增长，反倒由0.98元下降到0.8元，降低了18.4%，因此，社员的生产积极性急剧下降。同时期，户养猪由87户115头下降到6户6头，户积肥由720方占积肥总数的60%下降到474方占20%。食堂化，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造成了生产的急速下降，生活的极端困难。
公共食堂在1958年一哄而起，全县建成2300多个，经过一年，有的名存实亡，有的自行散伙，到1959年10月，实际只剩下920个，入伙人数巳由占总人口的71%下降到17%。但是，县委根据上级指示，还是坚持“积极办好，巩固发展”的方针，对散伙的强调恢复开伙，对退伙的强制重新入伙，对“两头冒烟”的进行整顿。
1961年夏季，上级党委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取消农村公共食堂和供给制的决定。县委派出工作组到长岗大队第4生产队搞解散食堂试点。这个大队有15个食堂，第4食堂办的最好，平均口粮原粮7.8两，加工成品粮后只能吃到7两，人人都吃不饱。但是人们对食堂又不敢说不好，谁也不敢退出；至于解散食堂更不敢去想，怕说是“破坏人民公社”，“反对社会主义”。经工作组反复讲解：“食堂和社会主义没有关系，办食堂不办食堂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并且保证不整人，社员们才敢说“食堂吃不饱”的真心话。5月9日，县委将这里的工作情况印发了一个通报，全县所有食堂即迎风而散，只剩下获鹿北海山“红旗食堂”，他们粮食充足，有驻军支援，设备完善，管理也好，仍不愿解散。当县委书记亲自到这里作解散食堂的说服工作。全大队101户，与会96户，有68户要求退出，但大队干部不愿解散，支部副书记说：“剩下三户也要办，要作六亿农民的方向！”后来，当她弄清解散食堂是“中央的精神”，才同意把食堂解散。
至此，全县历时两年九个月的农村公共食堂，全部彻底解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