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
我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教育家”，因既不是教育部长，也没创办过几所学校，甚至未曾在大学的教育学院任职，若需自报家门，只能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而且，我的大部分学术成果及奖励，还有诸多重要的学术头衔，都主要基于我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的业绩。我的专业著作多有获奖并外译的，谈大学的图书则不同——主要面向普通读者而非教育专家，并非论证严密的“专著”，而是发人深思的“文章”，好读，专业性不强，但社会影响大。
为何跨界谈教育
这就说到我为何关注教育问题。我不想说“21世纪是教育的世纪”那样的大话，因那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在中国，争辩教育得失，不专属于教育家或教育史家，而是每个知识分子都可以/必须承担的权利与义务。我多次提及，若真正关心中国命运，不妨就从教育入手。因教育的得失成败，预示着中国的未来；更因国人言说教育的姿态，蕴涵着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或者说文化基因。我的能力很小，主要关注的是中国大学。在《大学何为》的“自序”中，我谈及自己的工作目标——从历史记忆、文化阐释、精神构建以及社会实践等层面，思考“大学”作为人类社会极为重要的组织形式，是什么、有什么、还能做些什么。
1998年，我合编的《北大旧事》以及撰写的《老北大的故事》刊行，学界与市场反应很好，不少朋友感到意外，以为我要转行，我于是发表《辞“校史专家”说》，其中有这么一段：“从学术史转入教育史，对我来说，乃顺理成章。或者说，从事学术史、思想史、文学史的朋友，都是潜在的教育史研究专家。因为，百年中国，取消科举取士以及兴办新式学堂，乃值得大书特书的‘关键时刻’。而大学制度的建立，包括其蕴涵的学术思想和文化精神，对于传统中国的改造，更是带根本性的——相对于具体的思想学说的转移而言。”
我的大学史研究始终跟专业的教育史家不同，带有明显的问题意识。比如，学以救弊，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弊”，需要学者去直面乃至抗衡。此前我强调开眼看世界，上世纪90年代以后，“接轨说”渐成主流，从官员到学界到大众，恨不得直接拷贝某著名西方大学，我转而提醒“今天谈论大学改革者，缺的不是‘国际视野’，而是对‘传统中国’以及‘现代中国’的理解与尊重”。
我之所以跨越学科边界，在北大开设谈论大学的专题课，是希望同学们不仅在大学念书，还将“大学”作为一种教育形式、一种社会组织、一种文化精神，仔细地阅读、欣赏、品味、质疑。“我所理解的‘读大学’，不仅要学具体的专业知识，还要研究生产这种专业知识的机构和机制。这样，你在大学期间所学的知识，才是鲜活的，具有批判性以及再生能力。”文章中还有这么一段自白：“正是这种参与感与忧患意识，这种兼及理想性与可行性的大思路，使得我在谈论大学时，不同于一般教育学专家，也不同于充满道德诉求的‘愤青’。或许不够专业，但很可能元气淋漓。”
我当然重视像《中国大学百年？》《大学之道——书院与二十世纪中国教育》《文学史视野中的“大学叙事”》等那样的专业论文，可说实话，我更拿手，或者说更受关注的，是那些由演讲或会议发言转化而成的、直面当下困境、立场坚定且表达清晰的报纸文章，比如《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大学》《大学公信力为何下降——从“文化的观点”看“大学”》《全球化时代的“大学之道”》等，短则五六千，长则万把字，没那么多客套话，也不怎么引经据典，好处是旗帜鲜明，但又不情绪化，起码读起来畅快淋漓。
“第三种笔墨”
我谈大学的处女作是1998年刊行的《老北大的故事》，那本书引领了一大批以“老大学”为研究对象，兼及文学与学术的图书。此后谈大学历史，开始从硬邦邦的论说与数字，转向生气淋漓的人物和故事。此举起码让大家意识到，大学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一个知识共同体，一个由有血有肉、有学问有精神的人群组成的知识共同体。关于大学历史的讲述，不一定非板着面孔不可，完全可以讲得生动活泼。从“故事”入手来谈论“大学”，既怀想先贤，又充满生活情趣，很符合大众的阅读口味，才会一时间成为出版时尚。
2009年《老北大的故事》推出增订版，我在后记中称：“在百年中国的叙事框架中讨论北大的得失与成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了思想立场，还牵涉如何进入历史——包括研究的策略与叙述的笔调；兼及‘文’与‘学’，将历史研究的探索与写作方式的革新结合起来，这是作者小小的梦想；不是专业著述，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散文随笔，而是半学术半文章，姑且称之为‘第三种笔墨’。”
需要特别说明的，正是这“第三种笔墨”，我谈大学各书，论文与随笔、杂感、演说混编，而不是将学术专著与随笔集分开出版，这里包含我的独特考量——中国那么多综合大学或师范大学，都设有教育学院，兵强马壮，粮草充足，要找专精的个案研究，或漫天撒网的社会调查、对症下药的政策建议，说实话，不缺我一个。我的特长是兼擅史学的立场、批评的眼光、建设者的姿态、散文家的笔调，有兴趣也有能力面向公众发言。
“别具一格”的言说姿态
多年前，曾应邀到中央党校给大学校长班做讲座，谈我的大学理念以及对当下中国大学的看法。提问环节，有位熟悉的朋友称：你说的都很精彩，可惜你没当过校长。我明白他的意思，不是为我抱屈，而是感叹理想与现实的巨大鸿沟，外人很难明白中国大学校长的无数苦恼。我的回应是，没错，我没有站在校长的立场来思考与表达，因我不是校长。中国人喜欢替圣贤立言，这正是文章写不好的重要原因。我非常清楚，自己不是教育部长，也不是北大校长，只是一个有一定学养且能独立思考的教授。那好，我就站在学者的立场，表达我对中国大学历史、现状及未来的见解，至于管不管用，不在我考虑范围。
在我看来，中国之幅员辽阔、贫富悬殊，还有城乡、南北等巨大差异，导致谈论教育问题，很难“一言以蔽之”。所谓“一览众山小”，是有前提的，那就是“会当凌绝顶”。
有教育理想，也有现实关怀，能做研究，也能写文章，选择在专业论述与大众传播之间发言，这种言说姿态，使得我之谈论大学问题，确实也只能是“别具一格”而已。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