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认为教育领域是两大阶级争夺青年的主要阵地，关系到“反修防修”和“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千秋大计。毛泽东认为现存教育制度严重脱离政治、脱离生产劳动、脱离工农群众，要求学生要参加阶级斗争才能防止修正主义。高考是国家选拔人才的主要方式，关系着接班人的培养，因而也被上升到路线斗争的层面，高考被要求严格贯彻阶级路线。在毛泽东对教育制度不间断批评的影响下，教育制度逐渐遭到全面的怀疑和否定，高考也因未能兼顾考试与阶级路线的双重要求最终被取消。
教育严重脱离实际，学生应参加阶级斗争
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教育部门对高校和人员数量进行大量裁减，高校招生人数大幅度下降，高考的竞争随即日趋激烈，各级教育“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倾向日益严重。在毛泽东看来这是脱离实际的教育，是对学生的摧残，教育制度出了问题。从1964年春节开始，毛泽东发表一系列对教育问题的谈话，对当时的教育制度展开猛烈的批评。
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在春节座谈会上讲话指出：“今天想谈谈教育问题。教育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但是办法不对。”
“现在的考试是用对付敌人的方法，实行突然袭击，题目出得很古怪，使学生难以捉摸，还是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主张公开出题目，让学生自己去研究看书。”
“只是读死书，考试用对待敌人的方法对待学生，害死人，要改。现在这个方法是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
“课程太多，压得太重，是很摧残人的。学制、课程、教学方法、考试方法这几方面都要改。”“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书，也不能读得太多，只能读那么几十本。读多了就会走向反面——成为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
毛泽东明显反对学生课程太多，认为读死书就会走向反面，就使教育发展偏离正常的轨道。当时，因为高考升学是就业的主要渠道，国家对高校学生采取“包下来”的政策，高考的竞争相对比较激烈，因而基础教育存在追求升学率的现象，学生的课业负担确实比较沉重。
3月10日，毛泽东看到一封群众来信，这封信是北京铁路二中校长魏连一关于减轻中学生负担问题的来信，来信以《北京一个中学校长提出减轻中学生负担问题的意见》为题刊登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3月6日编印的《群众反映》第16期上。魏连一在信中指出，教育部规定中学生每天的上课时间是8节，实际上，中学生每天必须使用9到10小时，有的甚至高达十一二小时，中学学生的学习负担很重。来信指出中学生学习时间过长的原因在于某些学校和教师片面追求升学率，侵占学生休息时间。学生课程太多，来信提出了课程改革的建议，如削减理化课程，将自然科学各科和数学各科错开，政治课应免考试减少不必要的背诵课，改变教学计划和方法等。
毛泽东在魏连一的来信批示中指出，此件应发给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各正副部长以及北京市委和管教育同志，请他们加以调查研究。毛泽东指出，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3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
这就是教育领域的“三一0指示”，教育部领导立即召开临时党组会议，对中小学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问题进行讨论，对学生的课程门类多、课外作业多、测试考试多等问题进行了反思，认识到这主要是片面追求升学率造成的结果。经过讨论，3月31日，教育部临时党组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克服中小学生负担过重现象和提高教学质量的报告》。教育部在报告中指出：过去一个长时期里，我们办教育偏重于考虑升学，一度排列过高考分数名次，使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思想更加发展。如果听任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就会使青年们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生产劳动，就会成为产生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
报告提出了减轻学生负担的几项措施：第一，大力宣传党的教育方针，坚决纠正片面追求升学率的错误做法。第二，学校必须把思想政治教育放在重要的地位，加强以阶级教育为中心的思想政治教育，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师应该与学生共同参加劳动。第三，提高教学质量不单是智育，包括德育和体育。第四，考试是必要的，但不要采取突然袭击的方法，有些学科的考试，可以事先公开出题，由学生预做准备，然后做出答案。第五，劳逸结合，组织学生课外活动，增进师生健康。教育部已经把纠正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倾向上升到“反修防修”的高度，中共中央在批转教育部临时党组的报告时也认同教育部的意见。
5月4日，中共中央在教育部报告的批示中指出，克服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现象和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思想，不只是提高教学质量必须的，而且关系到办什么学校，培养什么人的问题。时值中共中央判断“农村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农村阶级斗争形势日趋尖锐，毛泽东认为教育部门也应像其他部门一样抓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是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
7月5日，毛泽东在同他的侄子毛远新谈话时提出学生应参加阶级斗争的主张，毛泽东说：“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教改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这是毛泽东首次提出学生要离开课堂，主张学生到课外去从事阶级斗争。毛泽东之所以有如此的看法，因为在他看来，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必须通过大风大浪阶级斗争的方式进行培养。
正是基于此种认识和判断，8月29日，毛泽东接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时，再次强调学生应到社会中从事阶级斗争，毛泽东指出：“以教育制度来说，我们正在进行改革。现行的学制年限太长，课程太多，教学方法又很多是不好的，考试方法也有很多是不好的。”“最脱离实际的是文科。”“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师生应该接触农民和城市工人，接触工业和农业。不然，学生毕业，用处不大。”
为了贯彻执行毛泽东关于文科学生参加阶级斗争的指示，9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组织高等学校文科师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指出高等学校文科脱离实际十分严重，要让他们在实际斗争中接受教育和锻炼。10月28日，高教部召开高等学校理工科教学会议，指出理工科学生要把阶级斗争作为一门主课，将参加“四清”和军训正式列入教学计划。到1964年11月，全国已有23所高等学校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1月5日，北京大学在中宣部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工作，1965年底，全国有395所高等学校的师生32万余人参加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学生大规模参加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运动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各种问题，比如参加运动占用学习时间，影响学生的课程学习，需要补课；有些基础课未学的学生参加两期“四清”运动，还要求参加；有的师生参加“四清”运动的时间连续跨3个学期；有的学校要求延长学生修业年限，有的学校在学生入学后就要求参加“四清”运动等。高等教育部党组经过研究后认为，延长师生参加“四清”运动的时间，将影响到学生的学习，高教部为此专门请示中共中央，要求师生参加“四清”运动要有限度地进行。
高校师生在学习之余参与阶级斗争运动，这就压缩了学生学习的时间，变相加重了学生的负担，学生的健康因此受到影响。共青团北京市委1965年对北京师院历史系二年级一班进行调查，发现这个班共有学生52人，患有各种慢性病的有28人，占全班学生的56%，由于要参加政治活动和劳动，4年的课程要压缩到两年半学完。作业一个压一个，总是赶不完。此外，各种会议很多，使学生经常处于紧张状态之中。
7月3日，毛泽东得知这种情况后，给当时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写了一封信，指出：“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请邀学校师生代表，讨论几次，决定实行。如何请酌。”这个指示以后简称为“七三指示”。“七三指示”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学生负担太重的问题，因为该指示没有取消学生的现实政治活动，随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深入进行，毛泽东要求高校学生参加阶级斗争的愿望更加强烈。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提到，毛泽东在1965年听取李葆华等汇报工作时说：“现在学生连牛马鸡犬豕都不识，没有受过实际锻炼，怎么不出修正主义？总之，教育制度非改革不行，让青年学生在学校学习期间，就接触一些社会实践，了解工人、农民是怎么生产和生活的，具有起码的社会生活的实际知识，这一点很有必要，也很重要。”
毛泽东要求学生走出学校参加阶级斗争的一系列指示，各级教育部门积极传达和部署，教育部为此成立学制研究小组，精简课程，改进教学方法和考试方式，减轻学生负担，在纠正追求升学率倾向的同时，让学生有充分的时间去参加阶级斗争。教育部门在组织学生参加阶级斗争运动的同时，为了进一步推动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的培养，高考强调贯彻阶级路线。
高考体现路线斗争，应强调贯彻阶级路线
1964年，毛泽东发布教育问题的春节讲话以后，2月21日，高教部党组和教育部临时党组随即召开联席会议，讨论学习毛泽东的讲话指示精神。会议一致认为，在高校招生的政治审查方面要严格把关，进一步贯彻阶级路线，招生中多招工农学生，对于文科考试的问题，应按照中央的指示认真研究，改进高考的内容和出题方面的缺点。
5月20日，中共中央批转高教部党组《关于改进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请示报告》，高教部党组在报告中强调阶级路线，指出1964年高考对工农成分的人员采取推荐和考试相结合的方法，对于不愿参加劳动的高中毕业生不予录取；改进政治审查工作，尤其是对已经摘了帽的地主、富农的子女采取与没有摘帽的地主、富农的子女以同样的政审标准。中共中央在批示中号召各地要积极推荐经过一定实际锻炼的政治思想好的参加工农业生产和其他劳动的知识青年、退伍士兵、在职干部报考高等学校这些人在高考中优先录取。
由于执行了更严格的政审标准，1964年不予录取的考生比例由1963年的3.6%上升到1964年的7.07%；录取的新生中工农成分的人数1964年占录取总人数的70.1%，比1963年上升了10.54个百分点。1964年录取人数中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占总录取人数的5.32%，比1963年下降了7.86个百分点；党团员占54.56%，比1963年提高了4.36个百分点。
1965年1月14日，高教部、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对1965年报考高等学校的考生进行政治审查的通知》指出，高考政审工作也存在着阶级斗争。因为高等学校招收什么人，培养什么人，是关系到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阶级斗争是非常尖锐复杂的，要以阶级斗争的观点指导高考的政治审查工作。高考强调贯彻阶级路线不但要求考生根正苗红，而且要求必须参加实际劳动。在高考政审中，那些非劳动家庭出身的学生而被排斥在高考之外，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一般不能参军，不能从事机要工作，家庭出身变相成为学生的一种社会身份。因此，在高校管理和教育过程中，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受到歧视的现象比较严重。
4月4日，《人民日报》以“答记者问”的形式在回答“在学校应该如何对待地主、资本家、富农的子女”这个问题时指出：判断一个学生政治上是否进步，不能单纯看家庭出身，主要应看本人的实际表现；要区别对待地主、富农的子女，不能把这些出身不好的学生与地主、资本家同等看待。5月25日，在1965年高校招生工作会议上，与会人员初步反映了1964年高考政审中“宁左勿右”的问题，如普遍的唯成分论、政治审查面过宽、划分家庭成分过“左”的问题，部分同学认为不升学最光荣最革命、出身好的同学笃定升学而出身不好的同学情绪消沉的问题。有些中学干部不敢给地富子女写优点，怕说成是立场不稳；不敢给工农子女写缺点，怕说成是阶级报复。会后高教部把1965年高校招生座谈会上与会人员反映的意见上报中共中央，高考政审中出现的这些问题也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视。
6月8日，中共中央在批转高等教育部党组《关于改进一九六五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请示报告》，对于高考政审问题，中共中央指出：“高等学校的招生，是关系到培养又红又专的青年建设人才的问题，关系到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必须予以重视。在我国当前的条件下，进行高等学校的招生工作，必须正确对待学生家庭出身和本人的表现，正确处理政治和学业之间的关系，才能较好地保证学生的质量。”中共中央在批示中指出要避免唯成分的倾向，高等学校招生要看学生的表现，正确对待学生的家庭出身问题，避免强调出身而降低质量。实际上，当时在高考强调阶级路线的条件下，家庭出身成为高考升学的重要考量指标，招生人员在掌握政审标准时为了表现出与剥削阶级分子划清界限，追求政治立场坚定，对家庭出身不好的考生进行政审时尤其严格。
对于高考中的唯成分论倾向，8月31日，高教部部长蒋南翔在1965年清华大学新生入学典礼上引用中央领导的讲话来说明唯成分论的错误，蒋南翔指出：“总理曾经多次讲过，五四运动、学生运动，证明了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能够革命。过去在国民党时代，大学里边多数是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人，都可以革命嘛。难道现在在党的领导下，倒不能革命了？应当是革命的更多，因为革命的影响更大。”
“邓小平同志也讲过什么叫阶级路线呢？阶级路线是要团结最广泛的人士为社会主义服务。除开极少数有血债的反革命分子，绝大多数人，绝大多数的青年，都可以教育，都可以争取，都可以革命。”“彭真同志在今年春天全国学代会、青代会上也讲过家庭出身没法选择，没有一个父母要征求一下儿子的同意再生他，但是政治上的前途自己可以选择。”“陆定一同志说，学校中的阶级路线是依靠党的领导，依靠知识分子劳动化、革命化。毛主席、总理、总书记，彭真同志，陆定一同志都是我们中央的领导同志，他们都不赞成唯成分论，所以我们学校里绝不要搞唯成分论。”
蒋南翔的讲话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考生政审中的唯成分论倾向，在教育部门已经认为高考是两条路线斗争的情况下，不单是高考政审工作，就连高考评卷工作也纳入到阶级斗争的范围。1964年11月开始，中宣部会同高教部、教育部和北京市教育部门查阅了北京市1964年高考和中学招生中的1000余份语文试卷，了解评卷人的情况，结论是高考评卷工作依然存在尖锐的阶级斗争，评卷教师的队伍异常复杂，评卷的领导权实际掌握在资产阶级专家手里；同时指出大、中学的招生考试评卷工作的指导思想反映了两条路线的斗争；高教部和教育部应组织全国力量，有计划地批判语文教学中的资产阶级思想。
在把高考纳入阶级斗争视野的情况下，1966年4月6日至14日，在高教部召开的1966年高校招生座谈会上，与会人员围绕高考展开激烈的争论。有人反映高考尽管有改进，但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考试依然束缚着学生，影响他们全面发展；重点中学带头追求升学率，教师引导学生脱离政治，突出业务；南京师大附中的毕业生在高考试卷上提出了59条意见，有人提出高考是产生修正主义的祸根。上海市格致中学4个高三学生在寒假向市教委写了一封万余言的长信，信中指出考试只是纸上谈兵，考试使学生处于被动地位，掌握知识不能用数字表示等。
在高考座谈会的书面参考材料中出现了质疑阶级路线的声音，北京市一个化名“群声”的人在来信中指出，宁愿埋没几个天才，也不培养几个反革命；高教部简直成了唯成分论者，成分好就觉悟高，成分不好就觉悟低。有人甚至提出取消高考，实行推荐和选拔相结合的办法，要政治挂帅，不是分数决定一切；还有人认为高考是教育事业发展的产物，高考的成绩是主要的，但不是没有缺点。在座谈会最后，刘子载代表高教部发言指出，招生工作有两条道路的斗争。问题是把两条道路斗争的界限划在什么地方。招生工作要彻底改革，提出3个方案：招生工作下放到省市区；部分试题下放，由省市区负责；积极试点如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等。但是，高考的改革方案最终没有落实，随着教育领域愈演愈烈的阶级斗争运动，统一高考在1966年最终被取消。
为争夺教育领导权，统一高考被取消
1966年1月，高教部为了做好高校招生工作，对高等学校招生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专门制定了《关于改进1966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讨论提纲）》，提纲提出了1966年招生方式的改革方案，建议实行两种招生方式：一种是统一招生方式；另一种是实行厂（场）来厂（场）去、社来社去的招生方式。在讨论中有人提出取消统一高考，高校招生实行保送入学或者采取推荐与考试相结合的方法。高教部最后认为统一高考在当前选拔人才方面是比较好的，考试与推荐相结合的方法是已经实行的方式。
这意味着1966年高考依然采用统一高考的方式，只是对统一高考的范围进行了调整，目的是为了进一步简化高考工作，保证重点，便利考生。1966年4月对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上的不同意见进行系统整理，最后归纳为以下几个问题：“一、招生是不是分数挂帅；二、高考是不是阻碍了中学教改；三、高校招生要不要考试；四、现行高考制度是不是产生修正主义的祸根。”可以看出，在座谈会上与会人员对统一高考的存废之争是争论的核心问题。
教育领域对高考的争论和质疑是毛泽东从1964年以来不断对教育制度进行激烈批评和全国范围愈演愈烈的阶级斗争运动冲击的结果。在毛泽东看来，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是要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实践产生的，教育重视升学率而忽视政治，就会产生修正主义。
毛泽东对教育方法和考试的批判还根源于对教师的不信任，1966年3月1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我们在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现在许多地方对这个问题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还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我们要培养自己年轻的学术权威。不要怕青年人‘犯王法’，不要扣押他们的稿件。”
可以看出，毛泽东认为在文化教育领域依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权，号召青年人向这些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开战。
4月17日，高教部党委召集京津地区14所高校的负责人讨论和部署学术批判运动，会议认为这次批判运动要彻底破除资产阶级专家垄断教育的斗争，这次批判是争夺教育领导权的斗争，要放手发动师生参与这场斗争，高校的教学改革等都要与学术批判结合起来。
在全国开展旨在争夺教育领导权的批判氛围中，高等教育部没有采纳招生座谈会上提出的取消统一高考的意见。6月1日，中共中央同意和批转了高教部党委《关于改进1966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请示报告》，报告并没有指出要取消统一高考，规定半工半读高等学校“不参加高等学校统一招生；招收本届高中毕业生的，可以参加高等学校统一招生，也可以在统一招生以后自行招生”。从1966年高教部制定的请示报告来看，高考进行了重大改革，基本上回到1958年的做法，那就是高校招生管理权下放，除全国重点院校以外，其他高校可以不参加统一招生。但是，从毛泽东1964年以来对教育工作的一系列批评可以看出，毛泽东已经不能满足于采取教育改革的方式来解决教育问题，他已经形成一套新的教育发展思路和模式，要用“教育革命”的方式来实现对教育的彻底变革。
5月7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指出，军队应该是一所大学校，在这所大学校里，学习政治、军事、文化和从事生产，又能从事群众工作，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文化的斗争；学生也是这样，“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统治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就是“五七指示”，后来就成为教育战线夺取领导权的依据。
5月16日，中共中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正式提出了一套“左”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认为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化界、出版界等文化领域都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都是“黑线统治”。这意味着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教育问题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由过去对教育工作的批判发展到对教育工作的全面定性，即使各级学校采取半工半读的形式，师生把阶级斗争作为一门主课，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黑线统治”，要求“再也不能继续下去”。这说明在毛泽东的影响下，全党逐渐形成全面否定现行教育制度和教育工作的局面，就这样掀起了高校的夺权浪潮。
5月25日下午3时，在康生的指使下，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组织人写了第一张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贴在北京大学大饭厅东墙上。大字报攻击北大领导引导社教运动的做法是十足的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做法。6月1日，毛泽东看了这份大字报后批示指出，此文可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和在全国报刊发表，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打破。6月2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这张大字报，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这很快使全国高校陷入争夺教育领导权的斗争之中。
5月29日，清华附中一些出身于革命干部、工人、贫下中农的学生组织了全国第一支红卫兵，在校内开展批判运动，随后，红卫兵组织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支持下很快遍及全国。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批判和大革命的背景下，6月6日，北京市第一女子中学高三（四）班学生为废除旧的升学制度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他们是中学生，是即将毕业的高中毕业生。高考是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的，是造就新资产阶级分子、修正主义分子的工具，因此砸烂高考制度是他们的责任。北京市第四中学的学生在获悉和看了女一中学生的信后，非常赞成并提出了补充意见，在全校广播后受到热烈响应，就抄了一份发给毛泽东，信中说：“高考不作彻底的改革，没有党中央，没有毛主席的命令，我们坚决不进考场。”“立即废除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
在教育领域阶级斗争形势日益激烈的情况下，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的通知》，通知指出：“鉴于目前大专学校和高中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兴起，要把这一运动搞深搞透，没有一定的时间是不行的。”“同时，高等学校的招生考试办法，解放以来虽然不断地有所改进，但是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这样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来研究和制定新的招生办法。”“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考虑到上述情况，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湖北一些中学学生获知高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的通知后，“武昌试验中学、黄冈中学、麻城宋埠中学、远安第一中学等中学的高三毕业生，或者给毛主席打电报，或者写信写稿，要求废除旧的高考制度，彻底打烂旧教育制度，建立社会主义新的教育制度。”
1966年6月18日，《人民日报》围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迟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半年的通知发表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并同时发表北京女一中和第四中为废除高考给毛泽东的两封信。这篇社论对过去实行的高考制度进行激烈集中的批判，指出这种高考制度是资产阶级政治挂帅，是分数挂帅，会把大量优秀的工农兵子女排斥在高校大门之外；这种高考制度是资产阶级分子同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武器；改革现行的高考制度，是彻底搞掉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一个突破口；社论又引用北京四中学生来信的意见：“我们打碎的绝不仅仅是一种考试制度，我们打碎的是几千年来套在人民脖子上的文化桎梏，我们打碎的是产生精神贵族和高薪阶层的温床，我们打碎的是产生现代修正主义的基石。”
从1966年6月开始，全国各地高等学校都相继仿效北大清华的做法，成立红卫兵组织、贴大字报等方式开展“文化大革命”，揪斗高校干部和教师，掀起了“停课闹革命”的狂潮，高校的各级行政组织陷于瘫痪状态。6月高教部部长蒋南翔、副部长刘季平被批斗。7月23日，中共中央同意中宣部的建议，合并高教部和教育部，成立新教育部，由何伟任部长，但9月何伟也遭批斗。随着运动的发展，教育部的业务工作陷于停滞，各地教育机关也出现类似情况。
7月12日，《人民日报》加“编者按”发表中国人民大学7名学生给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信，这封信建议实行“崭新的文科大学学制”，信中列举了现行教育制度的“十大罪状”，建议现有学生一律提前毕业，到三大革命运动中去锻炼改造，长期地、无条件地与工农兵相结合。今后要招收广大工人、贫下中农和复员军人中的优秀分子入学，不一定非高中毕业不可。这7名人大学生对“文科大学学制”的建议，很快得到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回应。
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从今年起，招生工作下放到省市自治区办理”；“高等学校招生，取消考试，采取推荐和选拔相结合的办法”；“高等学校选拔新生，必须坚持政治第一的原则”；“本年度高等学校录取新生的时间，从1967年1月1日开始，至1月底结束”；“中央1966年6月1日批转的高等教育部党委《关于改进1966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请示报告》，停止执行。”
这个通知的发布，标志着从1952年以来全国统一高考制度的取消。尽管通知指出取消高等学校的招生考试，并没有取消高校招生，但是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各级教育部门和学校都陷入瘫痪或停课闹革命的阶段，从“文斗”发展到“武斗”，阶级斗争运动逐渐升级，高校招生实际已不可能，统一高考取消达10年之久，高校招生停止长达5年，莘莘学子的韶华岁月和高校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光辉使命，成为“文化大革命”运动悲凉而又昂贵的“祭品”。
1966年学生提出取消统一高考得到中共中央的支持，不单纯是为了破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局面，更多源于学生对高考制度的质疑和否定。这固然是毛泽东对教育制度的系列批评在起作用，但是不能忽视高考被政治化后而难以兼顾学生学业成绩和政治要求两方面因素所处的窘境，这也是统一高考制度被取消的重要原因。高考制度的取消对高校的招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革”期间实行推荐上学的方式进行高校招生，使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其严酷的教训，时至今日依然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的噩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