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3月12日报道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近日刊登题为《校园里的问题》的文章，作者是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名誉退休教授莱斯利·伦科夫斯基。全文编译如下：
在1957年的一次教职员会议上，时任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的克拉克·克尔曾把自己的工作定义为“为教职员提供停车位、规定学生可以过性生活以及举办校友运动会”。如果当时确实如此的话，那么数年后当伯克利的言论自由运动甚嚣尘上以及经过了十年平静后政治开始进入校园生活时，情况就不是这样了。在这场动荡中，克尔本人升任了整个加利福尼亚大学系统总校长一职，直到1967年被州长罗纳德·里根赶下台。里根认为他的管理作风不够果断。
管理著名大学的工作从未轻松过。今天的挑战包括：日益上升的成本、不断增加的政府监管、身份政治及相关抗议、不间断的筹款义务，以及疫情引起的非难。在去年10月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后，爆发了更多校园争议，尤其在美国的名校中。两名常春藤联盟大学的校长丢了工作，巨额捐赠被取消。
在这种不确定性和骚动的背景下，两名前大学领导人就美国高等教育目前面临的问题以及他们认为应当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撰写了颇有见地的专著。尽管两人都没能提供多少这些问题将很快得到解决的希望。
教育质量令人担忧
在《抨击名校》一书中，1971-1991年担任哈佛大学校长的德里克·博克(他在劳伦斯·萨默斯2006年辞职后又当过一年哈佛校长)为精英型大学进行了有力的辩护。他指出，这些学校在美国以外很少见，它们大多是私立，但并非人们心目中该有的大学：它们招收少数最有才干的学生、聘请最有才华的学者，不成比例地培养了商界、政界和学术界的领袖。它们成功的核心是有能力从富有的捐赠者那里募集到大量资金并积累起巨额投资基金(又称捐赠基金)。作为反垄断和劳工法专家，博克对于“名校”的称谓感到不快，“因为它具有骄矜和傲慢的意涵”。但他辩称这些学校已作出的贡献以及仍在继续履行的义务是在“为国效力”，就像伍德罗·威尔逊曾经鞭策普林斯顿学生们那样。
博克的书主要是在回应对于名校的批评。他承认，进步人士抱怨入学标准排除了太多合格的申请者(而接纳太多不应考虑的申请者，如校友亲属)，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道理的，但他声称，如果没有更广泛的社会变革，一些替代措施——例如让符合最低要求的申请者抽签——对于为低收入年轻人提供平等机会并不会起到多大作用。尽管博克驳斥了对于名校教员正在向学生灌输自由主义思想的指控，但他认为这些学校在解决“缺少保守派同事”的问题上可以做得更好。
他的确担忧这些名校的教育质量。他写道：“现在的学生花在准备功课上的时间似乎比以前少了很多。”学生们在“掌握”批判性思维、确定“希望在余生中如何发挥自己的才能”或是成为“积极和乐于参与的公民”方面，也没有取得很大进步。他把责任归咎于教职员工，认为他们重科研而轻教学，并乐此不疲地依靠兼职教师讲授入门性课程。其他美国高等教育分析者也曾表达过类似担忧。
治理不善使命未达
2013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担任过学院院长和行政管理人的尼古拉斯·德克斯成为最被人景仰的公立名校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校长。他在位只有4年。据他在《智者之城》一书中回忆，他在任期间遇到过许多争议——涉及州预算削减、教职员或行政人员性骚扰、反对保守言论的校园示威、创建“全球化”校园的方案，甚至还有在面对自己及身边职员受到直接死亡威胁时加强安保的努力。他写道，在辞去这个看上去令人羡慕的职务不久后到大蒂顿国家公园远足时，“多年来我第一次体会到如释重负的感觉”。
现任纽约科学院院长的德克斯认为，自己职业生涯的每个阶段——从早年的人类学研究生一直到在伯克利的校长职务——都是在追求把“人本主义理性”置于大学体验核心。从本质上说，他指的是更多的通识教育、更多的跨学科学习，以及对于文化和历史视角的更多欣赏。
但在他看来，这种“乌托邦式的可能性”往往屈从于形形色色的趋势和力量，例如教职员对所在系和学科的忠诚、理科相对于人文学科的优势、包括弱校过多以及强校之间的协作过少等过时制度安排的持续存在。他哀叹，治理不善和使命未达“已经导致许多人失去了对高等教育的信仰、信任和信心”。
自从去年秋天以来，尤其是在三位名校校长在国会作证时表现不佳之后，更多的人失去了信仰、信任和信心。任何希望了解为什么连最出色的美国大学都落到如此地步的人们，通过阅读博克和德克斯两位先生的反思之作都将收获满满，尽管解决方案仍没有头绪。（编译/曹卫国）
《抨击名校》一书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