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真菌病学专家、皮肤性病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廖万清是被保送第四军医大学的，回忆起当年的求学之路，可谓“一波三折”。这么多年，他始终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理想，每个人都应为自己的理想不断努力，用坚韧不拔、矢志不渝的意志不断前进。
1938年，廖万清出生于新加坡。做服装生意的父母一直希望有条“根”留在祖国，于是在1941年把年仅3岁的廖万清送回广东梅县老家，寄养在叔叔家中。1950年，被划为地主成分的叔叔为保护廖万清，和年仅12岁的他分了家。从那时起，廖万清基本上靠当地教育部门抚养。
廖万清小学毕业后，一开始因为没钱，上不起学，只好去给人放牛。直到人民助学金制度出现，廖万清才得以重返学校，并以此完成初中、高中的学业。“1952年有人民助学金，我拿最高级，六块钱，生活就过得下去。读高中我又没有钱，又是领人民助学金，又是最高级，七块。我知道上学的机会来之不易，就更加努力读书。”回忆起自己的学生生涯，廖万清很是感慨。
虽然生活极为拮据，但廖万清清楚地知道，在物质生活水平极为低下的当时，这六七块钱助学金的分量。他一心读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等到高中即将毕业时，由于台海形势紧张，已然是一个热血青年的他决心要报考军校。
廖万清最终被第四军医大学录取，如愿踏上了医学的道路。从国内第一本真菌病学专著《真菌病学》的编写到发现格特隐球菌S8012，在随后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又相继发现9种新的致病真菌……
廖万清常说，“我生在海外，长在祖国，是戴着红领巾、别着共青团团徽、穿着绿色军装，在国旗、党旗、军旗下成长起来的。我时刻都铭记着祖国的培养与党的恩情，我的一切是党给的，我要把一切献给党，献给军队，献给祖国人民”。
[对话]
新京报：您是何时参加高考的，考试的过程顺利吗？
廖万清：我没有参加过真正意义的高考，当时是保送去的大学，过程却是一波三折。开始空军来招，我有海外关系，空军不能收；后来海军来招，其他条件都合格，体重不够，我只有39 公斤，最少要45公斤。第三次是总后勤部第四军医大学来招，一查，成绩很优秀，要。我还问工作人员，我有海外关系，要不要紧，他说人的出身、家庭是无法选择的，革命的道路是可以选择的，关键是你愿不愿意为国防事业服务，愿不愿意到第四军医大学去。我说，愿意。
新京报：与现在的孩子相比，您求学时的条件如何？
廖万清：1952年，读完小学后，由于唯一能依靠的叔叔并不宽裕，没有钱供我继续读书。幸好人民助学金支持了我，初中时每月6块钱的助学金，我用1块8来买菜，剩下的钱用来买米和一些生活用品、文具，勉强能够维持着生活。我很珍惜重新回到教室上课的机会，所以肯下功夫读书，成绩也总是排在前面。
新京报：您记忆最深的一次考试是在什么时候？
廖万清：中考前两个礼拜，我因为一时嘴馋吃了些野山蜂的蜂蜜，腹泻、发烧，烧到将近40℃。幸好叔婆是一位助产士，懂医学知识，及时对我施以救治，并把我带回家，慢慢调养。本以为生病会对中考造成影响，没想到，最终的成绩依然没受影响，在本校同届72名应考学生中，我取得前三名的好成绩，化学成绩尤为突出，考了86分，是众多同学中考上省立重点高中——梅州中学的几个人之一。
新京报：您的高中学校什么样？高中时代是如何度过的？
廖万清：我的高中时代是在梅州中学度过的，创建于1904年的梅州中学自1912年起就被评为广东省的重点中学，一度是周边闽南、闽西、赣南和粤东地区优秀学子梦寐以求的学府，共和国开国元勋叶剑英、著名桥梁工程与力学专家李国豪、淡水藻类学家黎尚豪等都曾在此求学。我刚入学的时候，成绩并不算特别出众，按中考得分分配的甲乙丙丁戊己六个班级中，我被分入己班。上高中以后，我的精力都用在读书上，对生活上的清贫反而不怎么感受得到了。整个高中阶段，我依旧是借助人民助学金完成的学业。
新京报：您是如何走上学医路的？受到哪些影响？
廖万清：受家族里两位叔公的影响，学医是我从小就有的梦想。叔公廖寿南是梅县的一名中医，为人和善，医术高超，小时候经常看到叔公为乡亲们开药、治病。此外，我还有一位西医叔公廖罗士，他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医学院，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学成后立即回国在隆文开了一个卫生所，成为一名乡村医生，为百姓治病。在我的印象中，叔公心肠好、医术高，只要乡亲们有需要，打一声招呼，热心的叔公就骑着自行车上门服务，随叫随到。在耳濡目染地接触中，“救死扶伤”、“全心全意为病人”这些医者的观念深植于心。
新京报：您还记得当年去大学求学的情景吗？
廖万清：1956年6月下旬，按照计划，我和梅县另外41名同学一起，由前来招生的邵振海中尉和梁泽民少尉带队，统一从梅县上车，乘敞篷卡车到几百公里外的广州火车站；火车到达武汉后，大家集体下车，坐船过江，之后在指定地点集合，再次坐火车开赴西安。在临走前，我却犯难了，因为身无分文，不得不向高中同一宿舍的曾俊杰借了10块钱当路费。
当时十分期待大学后的生活，因为听招生的老师说，一旦当兵，基本就意味着衣食无忧。在部队，学员们能“呼噜呼噜吃油炒的菜”，还能发衣服，棉衣两年发一身，单衣、内衣一年各两身，毛巾四条，还有布鞋和胶鞋，还有个人津贴。当我把津贴攒下寄给我同学时，没想到他把钱退回来了。我明白，在那个大家都不富裕的年代，10元钱对一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我很感激他。
我对邵振海中尉和梁泽民少尉一直心怀感激，第四军医大学毕业至今，我始终与这两位军官保持着联系，向他们汇报自己的最新情况。可惜的是，其中一位年纪大了，现在已经不在了，他们是我的“革命引路人”。
新京报：您记忆中的大学学习生活是怎样的？
廖万清：我所在的医疗系共有280人，其中不乏解放战争后从各部队保送来的少尉、中尉甚至大尉等干部学员，他们大多是初中甚至小学毕业，基础薄弱，课堂成绩比不过我们这样的应届生，但他们经历多、社会经验多，思考和处理问题不像高中应届生那样稚嫩。因此，由他们担任班级或支部的工作，明显有优势，他们很自然地成为学生中的骨干，也是黏合剂。
当时的学习气氛很浓。那时，同学们对知识都如饥似渴，同学之间你追我赶，一到休息时间，整个校园都充满着浓厚的学习气氛，甚至连寒暑假期间都有不少同学不回家，而是选择留在学校读书。因为平时功课较紧，老师讲课时布置的课外阅读书目是读不完的，只有利用寒暑假的时间来多读些书。
20世纪50年代，高校图书馆的资料有限，书架上的书经常被一借而空。每到下课时分，图书馆门口都会有一条“长龙”在排队等着借书，大小图书馆和各阅览室也都座无虚席。那时，班上的同学都会形成学习小组。每到课间，一起学习的几个同学就会聚在一起，就难点问题进行讨论和研究。如果遇到意见不统一，他们甚至会争到面红耳赤。
新京报：您对今年参加高考的学子有哪些寄语？
廖万清：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无论目标是哪个大学，都要坚持不懈、努力奋斗，唯有朝着理想矢志不渝、不断奋进，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无愧于国家，无愧于父母，更无愧于自己。
人物档案
廖万清，医学真菌病学专家、皮肤性病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1938年出生于新加坡，祖籍广东梅县，1956年保送第四军医大学医疗系。
新京报记者张兆慧
受访者供图
校对 刘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