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士莪（音同俄）曾是个“贪玩”的学生。年少时，不爱背单词，作业总是交不够数。在抗日战争中他度过中学时期，看到日军的飞机把校园炸出弹坑，饿着肚子求学。
抗战结束后的第二年，杨士莪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在不宽裕的年代，他和舍友平摊买书的钱，每天学习八九个小时。毕业前，正赶上国家建立海军，杨士莪肄业入伍，来到大连第一海军学校任教，自此与海结缘。
上个世纪60年代，他从前苏联进修回来，开始筹备中国首个水声专业，教学生、也培养教师，他成了机械与运载工程专家，中国水声科技的主要开拓人之一。1995年，杨士莪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如今，被称为“90后”院士的杨士莪已经退休，却还在坚持给研究生上课。谈及自己的大学时光，90岁的杨士莪说，“我只是一颗普普通通的种子，不过是在大学时遇到一些好老师、好同学，就像找到了肥沃的土壤。”
谈求学：饿肚子上学，校园里被炸出弹坑
新京报：你什么时候开始上学？
杨士莪：1936年我5岁，开始上小学，1937年抗战爆发后，我跟着父母辗转去了河南和重庆，初一的时候我考进重庆南开中学，一直上到高二，高三那年转到了南京国立中央大学附属中学（现在的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新京报：战争年代，父母支持你的学业吗？
杨士莪：我父亲是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的，是留美大学生。他要求家里五个孩子好好学习，尽力供我们上好一点的学校。
家里经济压力挺大的，生活节俭、养鸡种菜，但父亲从来没有不让我们上学。暑假的时候，父母还请了一个马来西亚留学生教我们英语。
新京报：你的成绩怎么样？
杨士莪：在班里排在三分之一左右。我是比较贪玩的，有时候不看正经书，就看小说和文学历史。南开中学是男女分校，身边都是小男孩，一天到晚摔跤打架。我身体不好，年龄又小，打不过人家。高三那年我还爱去南京玄武湖划船。
新京报：当时的学校环境怎么样？
杨士莪：重庆南开中学大概有一千多个学生，都住校。有三栋两层楼的宿舍，每层用半高的墙隔出一些小房间，一间住4个人。
伙食很差，肚子从来是饿的。每天的菜就是盐水煮蚕豆、豌豆或通心菜，没有肉、没有油，偶尔能有一碗豆腐就很不错了。
吃饭的时候得抢，有个窍门是，第一碗不能盛太满，要不然吃得慢就盛不到第二碗了。我们也没钱买零食，只能等周末回家吃点儿肉丝，然后用罐子带点“私菜”回学校，8个人坐一桌，大家一起吃。
新京报：战争对校园生活有影响吗？
杨士莪：在重庆上学时，我们学校被炸过，校园里有个炸弹坑。暑假后开学的时候我们发现了这个坑，深有一米，半径两三米，我还从坑里捡出炸弹皮敲着玩儿。
放假在家时，有一次看到日本飞机飞过来，在头顶上扔炸弹。我们家有防空洞，有人会躲进去。我们小孩不懂战争的概念，也不觉得害怕，就在外头看。
谈高考：考大学不是唯一的出路
新京报：你是怎么参加高考的？
杨士莪：我考大学是1947年，7月初，我报考了上海交通大学，后来又去考了当时的国立中央大学和清华大学。都是夏天考的，每场考试之间隔了十来天。
新京报：考试过程是怎么样的？
杨士莪：当时清华大学在南京租了个空房子当考场，考了语文、数学、英语还有物理、化学。我们考了两天，一人一个位子，用铅笔和钢笔答题，考试形式和现在的高考差不多。
最后我考上了清华物理系，做完考卷我就预料到了这个结果。清华在报纸上刊登了录取名单，又给了录取通知书。
新京报：清华是不是很难考？
杨士莪：其实还可以，不见得难考。因为考试的机会多，我没有觉得紧张，就像平常一样学习，也没有特别地准备。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高考？
杨士莪：学习总归是有用的，但考大学不是唯一的出路。考上了挺好，考不上也不见得没出息，要平常心对待。
上大学要学三件事，做人、做事，最后是学知识。我后来做教授时老跟学生说，再有名的教授，也不能教给你10年、20年以后的新科技和知识，要靠自己的学习意志和创新能力。
谈大学：和舍友凑钱买书，宿舍四人里三个是院士
新京报：去大学报到时准备了些什么？
杨士莪：我从上海坐一天船到天津，然后再坐火车去北京。行李很简单，一个铺盖卷，一个箱子，里面带点书和换洗衣裳。
新京报：大学课堂是什么样的？
杨士莪：我们学校实行选课制度，愿意上什么课就选什么课。学生和老师关系比较自然，我们喜欢课后去老师家里转，有时候讨论问题，有时就是单纯看望。
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些老师不是只教你知识，而是教方法，这对我影响很大。
新京报：大学学业顺利吗？
杨士莪：刚上了一个多月，迎来第一次期中考，题特别难，都是没有学过的题目。我就考了五十几分，没及格。当时有个说法是，如果班上有三分之二的学生不及格，这场考试就算成功了，意思就是给学生一个下马威。
清华物理系有个特点，头一年不承认你是物理系的学生。一年级上完了，普通物理、高等数学那些科目，考75分以上才允许入系。我们入学的时候系里五十多人，到了二年级就剩三十多个了。
新京报：大学期间有哪些印象深刻的经历？
杨士莪：我所在的宿舍是个学霸宿舍，四个室友中，周光召、高伯龙和我三个人后来当选了院士。
那时的大学生，有些年龄已经很大了，还有带着孩子的。当时大家都没钱，又想买书，室友周光召就和我合伙买，一人出一半的钱。那个时候吃穿都没什么好挑的，只有买书才舍得花钱。
大学期间，除了学习，我还学了弹钢琴，参加过歌韵队，业余时间到学校周围农村教小孩儿识字。
新京报：那时候的大学生学习热情很高？
杨士莪：当时我们班统计过大家的学习时间。像我这种爱玩的，也经常在图书馆看书，一个礼拜大概学习60个钟头。周光召这种刻苦的，一个礼拜的学习时间都是75个小时以上，每天都有十多个小时。
我不是同学中最厉害的，室友高伯龙老骂我“贪玩”，揪着我的后脖颈带我去图书馆。后来想想，如果不是大学遇到了这些好老师、好同学，我不就出溜了嘛。
谈工作：88岁还出海实验，要尽可能发挥余热
新京报：你毕业之后去哪里工作了？
杨士莪：20世纪50年代初，正赶上国家要建立海军。大连海校到北京抽调年轻教师和高年级学生当教员。那时候我读大学四年级，学业还没读完，就和其他几个同学一起入了伍。临走的时候，我还和室友周光召一起，平分了之前合伙买的那几十本书。
1952年，我到了哈军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现在的哈尔滨工程大学）当老师。1957年，到前苏联科学院声学所进修。那里有四个研究室，其中两个对中国人是不开放的，一个是舰船噪声，一个是声纳，都涉及国防机密。当时我就知道，要干这东西就只能靠自己。
1959年我回国，年底正式作为中方副队长参加了南海考察。1960年，我在哈军工筹建水声专业，这是中国第一个、到现在也是中国唯一一个比较完整的水声专业。
新京报：有没有经历过比较艰苦的时候？
杨士莪：其实都还好。1994年，我主导对南海的水声考察，天气热，也晕船。我就唱歌鼓励大家，安抚队员的情绪。在南沙群岛的时候，没有饮用水，船底的压载舱里有淡水，但上面漂着一层柴油，烧开了就照常喝。
新京报：你后来做了大学老师，有什么教育心得？
杨士莪：后来我在哈尔滨工程大学当老师，我喜欢在课堂上提问，但是很少有学生回答，我讲对或讲错都没有学生提出不同意见。偶尔有发言的，我就赶快表扬一下，不管他说得怎么样，先鼓励。
我是喜欢提问的，要启发学生而不是灌输。我总是说，我只是一颗普普通通的种子，不过是上学期间遇到过一些好老师、好同学，就像找到了肥沃的土壤，所以就长出苗了。
新京报：退休之后你还在坚持工作？
杨士莪：2019年我88岁时退休了，但是那一年我还在出海实验。对我来说，退休和不退休没有区别，有些事还得继续干。
我上个月还在给研究生上课。就像我之前说的，人虽然退休了，但是为祖国做贡献的工作是不应该退休的。要尽可能地发挥余热，做到夕阳虽落苍山后，犹映晚霞满天红。
人物简介：杨士莪，男，汉族，祖籍河南省南阳市，1931年生于天津市。我国著名的机械与运载工程专家，水声工程学家，中国水声科技的主要开拓人之一，全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第一批国家特殊津贴获得者。199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新京报记者彭冲黑龙江哈尔滨报道
编辑李明
校对李立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