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别字和生僻字是每一个学生最头痛的事情之一，有的生僻字和近似字就连老师都容易弄错。但是大部分老师都有孔子“不耻下问”和“知错能改”的勇气，在弄错了之后也会虚心改正。但同样也有一些老师不仅不能虚心接受，反而恼羞成怒。
在1950年，《人民日报》就曾报道过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为“不要给字起外号”。文章说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老师在上课时将“荼”念成了“茶”。
立马有学生反应这个字念“荼”，谁知道老师怕丢人降低了自己的威信，于是狡辩说：“这个字就念茶。”结果《人民日报》的工作者得知后，立马写了这篇文章，怒批那位老师。
实际上这样的故事并不是个例，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国内的教育事业并没有发展起来，不仅教学工作不够严谨，甚至许多老师都是半吊子。要知道当时的文盲率高达80%，能找到几个识字的都很困难，更别说让许多教员具备职业道德和素养。
50年代解放初期，全国各地的条件都不算好，学校里几乎也没有员工宿舍，因此老师们的住宿也成了问题。一个月28元的工资，要交8元伙食费，再加上当时很多人认为当老师没出息，还容易得肺病，因此50年代的老师地位并不高。
除此之外，50年代还盛行扫盲运动，每一位老师都有义务对群众进行扫盲，除了上课时间，休息和晚上都要帮不识字的群众妇女上课。即使到了寒暑假，老师们也不能好好休息，还要下乡支援农村一个月，和农民一起割麦子、收稻子。
因此上世纪50年代很多人都不愿意当老师，除非是没有更好地选择，这样一来自然有许多人在其位而不谋其职。对待老师的工作，不仅不用心还很敷衍。把“荼”念成“茶”只是其中的一桩，诸如“残皓”、“洗耀”、“怙恶不俊”等错别字更是经常出现。
而《人民日报》那篇文章的作者正是亲自目睹了这样的情况，才满怀愤慨的写下了那篇文章。他在文中痛斥那些误人子弟的老师：课前不准备，上课抱佛脚，强不知以为知，这种教学方法，是极不老实，极不负责任的表现，不是一个人民教师应有的工作态度，提到原则上来讲，就是白吃人民的小米。
不过到了70年代这样的情况就开始发生了转变，一方面是群众和学生的知识水平得到了提升，老师们不能信口开河的狡辩。另一方面教师的敬业精神和职业道德也有了显著的提高，很多老师不会因为面子问题而忽视学生的纠错，毕竟即使是孔夫子也有犯错的时候，“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改之善莫大焉。”
所谓“三人行，必有吾师。”师者不看年纪长幼，不分贵贱，有道理值得学习就是老师。反而是大大方方的承认错误，尊重学生提出的建议，并且做出相应的改正，这样的老师才能够赢得学生的爱戴和尊重。
当然现如今的学生也是不是会发现老师在讲课过程中出现错误，甚至老师和学生各执一词，各自有理的现象。这其实并不是老师为了面子强行争辩，而是因为时间的不同，双方的认知也不同。
有的老师以前学的教材和教材的内容和现在并不相同，这也导致同样一个字，或许在写法和读音上会出现差异。这涉及到教材的变化和更新。老师当初就是这样写的，一时间也难以改变，因此如果发现老师有错误时，适时地提出就好，没必要揪着不放。
当然作为教师，其主要目的是教书育人，因此本身的知识水平一定要达标。虽然人非圣贤，谁也不能一次不错，但是许多错误是可以避免的。比如上文所说的错别字，如果课前好好备课翻阅字典，绝对不会发生上述的情况，由此可见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在教育事业上都不可以有半点马虎大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