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够努力”这件事都是我的心魔。我从高中开始失眠、低动力、记忆力差、经常性情绪性进食，长时间陷入抑郁和焦虑，这样的症状被我带到了大学，形成恶性循环。我身边的朋友们陆续确诊抑郁症，普遍得像流行性感冒，但他们的躯体化症状在交流中似乎都比我更严峻。
作者|野山
我是高中出国的。读高一的一天，我爸问我：“你想不想出国？”我说：“不想。”但我还是出国了。出国前的期末考试，英语满分一百，年级平均分五十，我考的正是五十。
以前我一直想学中文，学写作，老师和朋友们也觉得我有一点语文应试教育的天赋，随便考考，分数也还行。
出国后，这条路就行不通了，所有课都是英语，我要从语言学起，文学课每次都是煎熬。课上随堂写作，同学写完了，我刚查完单词开始读题。代数课反而还好，可以跳过生词，一边猜一边写。
《带着爸爸去留学》剧照
我读的美国高中是所公立高中，我父亲在当地访学，我是以家属身份入学的。学校里基本都是本地人，大家从幼儿园开始就认识。我是半路转来的国际学生，英语不好，听不太懂，又自尊心强，怕露怯。我用的还是中文本名，对有的美国人来说，发音有点拗口和奇怪，引来玩笑。玩笑也许没有恶意，但我刚来，还没学会消解，于是就自己孤立了自己。我们年级里有个中国女生比我早半年入学，她成了我唯一的朋友。只是她有绿卡，不是国际学生。
从我读书起，在国内，因为户籍关系，我一直是个借读生，直到初中有了户口，才取消借读身份。“一所美国公立高中里的国际学生”，让我觉得我仿佛又回到了借读的尴尬状态。
我爸有朋友在美国，他们的孩子里，有两个女生和我同校，一个姐姐比我高三届，一个妹妹比我小几个月，同级。我们住得很近，虽然她们会中文，但除非必要社交，我也不和她们说话。
她们的事迹我都是从我爸那里听来的。
姐姐成绩优异，三年就修完高中学分，很早就在她爸爸工作的实验室里当志愿者，未来准备女承父业，考医学院。“高中学分很容易修，学医的话，最好早点申请进实验室。”我爸这样跟我转述。
在她爸提供的升学指南里，只有早早进实验室，搬几年砖，才能向大学真正证明你对科学持之以恒的热爱。所以，高中进大学实验室当志愿者是必不可少的一环，几乎每个有志于学术的华人家小孩都会去。
妹妹从小学芭蕾，爱画画，同时在上阿拉伯语和法语。她父母也在摸索着升学标准，并乐于助人和我爸分享他们的新发现，“要提高申请大学时的竞争力，就要上上IB课（大学预科课程）。”当时我对IB一无所知，但已经根深蒂固认为，想上大学，得上IB课，上得越多越好。
《蒙娜丽莎的微笑》剧照
我唯一的朋友说，她早年移民的亲戚告诉她，美国大学除了看学术成绩，还看课外活动，一定要参加体育运动，不然没有竞争力。亲戚的孩子在跑越野跑，便推荐她也去。她对我说，“我们一起去参加越野跑吧，冬天还可以去参加篮球的tryout（试训）。”
出国前，我是那种跑八百米勉强及格的运动水平。参加越野跑，比起生理上的挑战，更多是心理挑战。体育竞技很直观，特别是跑步，你能清楚地看到自己在一群人中处在什么样的位置，排什么样的名次。
十六岁，我在所有人里身高倒数第二，体力极差，还经常挑食。不管是训练，还是比赛，我的进度都比别人慢。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追着别人跑。而整个高中生涯，我都像跑越野跑那样，一直追着别人跑。
我们学校上IB课的同学们都有个预期，要么拿IBDiploma（国际预科学位），要么拿IBProgram（国际预科项目证书），差别是在毕业论文和课程数量上的要求。当时在美国，开设IB课程的高中只有一百所，绝大部分高中开设的都是AP课程（美国大学预修课程）。我们不是主流，能搜到的中文信息也极其有限。十一年级时，我没有预期，也不知道标准，甚至于没和人交流过，就盲目地报了七节IB课。
我们学校IB课的老师不太讲课，主张大学式教学课堂，主要是回答学生对阅读的提问，进行内容补充，经常有阅读小测。七节课都有大量的阅读，和写不完的作业，以我当时的英语水平，几乎没有一天是所有课都按进度完成的。
很快我就从自信心受挫，演变成对上学的生理性厌恶。每天凌晨四点才能睡着，早上七点起床上学，神游、犯困、感觉海量的信息从左耳塞入我的大脑，从右耳钻了出去，脑子像坏掉了一样，什么都记不住。
后来，我连想到“申请实验室”都觉得羞耻。一个连课都上不好的人，怎么可以那么好高骛远。
高中毕业前，我偶然看到一个同学的成绩单，发现她选课逻辑和我相反，但GPA高达4.53。选必修课里，我能选IB课时就全部一股脑地选了。而她的必修课主要以普通课为主，只有少量的IB课。我们学校算普通课的GPA满分是4，IB课是5。理论上，只要普通课尽可能拿A，上一些简单的IB课，在IB课的成绩加成下，总GPA就能高出绝大部分人一大截。
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在这场升学竞争中，笨拙得可笑。
失败等于不努力
我的父母出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他们的教育轨迹和生活路径是：农村出生，考上当地城镇最好的高中，十几岁考上大学，来到省会。相识、恋爱、工作、结婚、生子，在三十而立的年纪，考研去了一线城市，硕博连读五年。他俩一直活得紧巴巴，毕业后工作攒了点钱，终于在知天命的年纪，掏空家底，贷款在一线城市郊外买房落户，我读初中时，我家终于解决了一直在倒计时的户口危机，让我能够名正言顺地在一座城市参加中考。
可以说，他们就是上个世纪末，这个世纪初典型的小镇做题家。有起有落，但他们笃定努力就一定会有结果。从乡镇考到城市，到申请访学去国外，他们通过不断地转学给我换考卷，期望我能完成他们卷面外的遗憾。
《少年派》剧照
我高中给中文课老师当了两年助教，老师是个早年移民的华人，知道我父母一路轮流陪读了整个高中，她跟我说过好几回：“你爸妈真的不容易，你要好好努力，才对得起你爸妈。”但我太笨了。
申请大学，我备考SAT时，我爸说，“这么简单的东西，你不应该拿满分吗？”我不敢顶嘴，只能一遍又一遍地翻字典，做一打又一打生词卡，让我看起来很努力。有句流行的话叫“你行你上”，他十几年前读研究生时也考过GRE，当时满分2400，他自学考了2400，只是当时太穷了，他没法自己出国。
“小镇做题家”出圈后，我意识到，我的父母就算小镇做题家。有朋友跟我说，她觉得自己也是小镇做题家，凭借着一路做题从小城市来到大城市求学，却发现在十几年教育资源的差距下，做题只是追赶的第一步。我还挺羡慕她的，至少他们还会做题，我连题都不会做。
早些年，和国内的一些朋友聊留学，有个普遍认知是，出国的大多是应试教育的失败者，但凡会做题就不会选出国。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因为出国前最后一次考试的失利，我觉得自己似乎的确不如国内的同学。我在上大学后也遇到过一些参加过高考，又重新申请出国读本科的同学。他们各不相同，有的有更强烈的年龄焦虑，有的则更明确自己的方向，知道自己要什么。但无一例外，聊起高考，他们都会觉得自己是逃兵。
而在小留学生的圈子里，申请季时还有一条鄙视链，大概是没申到USNews美国大学排名前30名的就是混文凭，我这种读美高的就更是了。其实决定排名的因素有很多，并不代表绝对的学术实力和学校水平，但排名的确会决定学校的命运和未来的生源。于是一些大学也开始琢磨排名规则，靠着拉赞助砸钱刷榜，名次一路走高。高排名吸引了更多只看名次的留学生涌入校园，更多留学生则意味着更高的学费收入，反过来有助于排名。
《小别离》剧照
我有朋友收到过环境和氛围更适合他的学校offer，但因为学校排名不够好，他害怕未来竞争力不够，选择了排名更好的学校。但人和人之间的比较系统，像一个大型的真人实景游戏，有时候，你以为看明白了游戏规则，结果环境变化，你还是会被规则摆布。我那个朋友在排名更高的学校读完四年，发现这点排名优势太弱了，甚至因为学校给分严格，他拿到的GPA，横向比较时，反倒处于下风。
美国大学GPA的满分是4.0，但是每个大学每个系，甚至于每个教授都有不同的评分标准。网络上绝大部分会晒成绩的都是金字塔顶端的人，人们很少思考如何去衡量不同标准下产生的单一数字的含金量。甚至，默认国外的绩点比国内的绩点水分更高也成为常态。
在这样的认知下，告诉大家“我失败了”，并不是告诉大家“我能力不行”，实际上是在告诉大家“我不努力”。
《垫底辣妹》剧照
我自己选大学时，想读A校新闻系，但我爸觉得A校中国人太多了，不利于我融于环境，不如去B校学物理。B校的城市以雪季著称，而我读高中的城市以常年多雨闻名，我被糟糕的天气已折磨太久，还是选了A校。结果A校的雪季更漫长，每年从十月底开始，下到次年五月初。
上了大学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够努力”仍是我的心魔。高中开始的失眠、低动力、记忆力差、经常性情绪性进食，长时间陷入抑郁和焦虑的情绪被我带到了大学，形成恶性循环。我身边的朋友们，也陆续有人确诊抑郁症，普遍得像流行性感冒，但他们的躯体化症状在交流中似乎都比我更严峻。
我以为只有达到他们那样的程度才是生病，而我只是因为太懒了，还不够努力，产生了负面情绪。直到毕业后，换了两家医院，都拿到了重度抑郁和重度焦虑的确诊报告，我才意识到，也许生病的苗头早已显现。
成为普通人
我的大学前半段都在自我较劲，一个是读的大学排名处于小留学生鄙视链里的下游，我总想弥补高中的遗憾；还有一个是，遇到的人大多都太优秀（当然，也可能是我只看到了优秀的人）。
我想要弥补的高中遗憾里，第一个遗憾有关进实验室，高中华人家小孩必进的理工类实验室，我没进成。而大学里，只有相关专业的学生才能进实验室，所以大一在新闻和艺术双专业的基础上，我申请加了物理专业；第二个遗憾是高中的履历不够漂亮，没什么社团和志愿者，于是上大学后我前后参加了校内外十来个社团，交友的，竞技的，和专业相关的，社区服务的；第三个遗憾是几乎人人打工的高中，我没工作过，所以进入大学开始，从大一食堂打工拿社保号开始，我一共做过四份和专业无关或有关的校内工作。
《二十不惑》剧照
但所有的这些事情，反而让我更焦虑了，因为我不知道自己真正想做什么。那时我周围的同学里，好像人人都目标明确。我开始跟踪他们的社交媒体、领英，亦步亦趋跟着他们走。新闻系的同学，有人大一开始在电台当DJ，我就跟着去做平面设计。几乎人人都在各自的社团里有职务，于是我也参选当公关。看到他们在校媒工作，于是我也申请。
这种同时修三个专业，大量参加课外活动，还兼职工作的状态，一直持续到大二下。但实际上，新闻和艺术的专业课需要大量实践，社团活动和课余打工，又占据了我课余的主要精力。这意味着，我能留给物理的时间实在太少了。我和物理实验课的搭档一起上到第三节课，他已经进实验室了，我连实验报告都没功夫写。
有一天，我看着晚上10点要交的物理实验报告发呆到了9点多。我问了自己两个问题，我这辈子会用到这份物理实验报告吗？我这辈子还打算从事物理科研吗？答案都是否。我终于写了封邮件给选课顾问，说我不学物理了。
放弃学物理，是我第一次放弃自我较劲，也是第一次如释重负。但放弃一个专业，又感觉像认输，像是承认自己笨，而我不想认输。我爸甚至问过我：“你不学物理，那你学什么呢？”好像我放弃了物理课，就得用另一个专业补上来。我当时也真接连试了好几节其他专业的课，结果都提不起兴趣。
真正且唯一让我开心的，是我每学期选修的创意写作课，反而跟专业无关。事实上，所有与记录和表达有关的课程都会让我感到快乐，无论是新闻报道，还是影和设计。我感觉“自我”在寻求表达形式的过程中活了过来。
上课时，和母语写作者的较量变得更有难度。但活过来的感觉太舒服了，我认命了，选择接受自己作为第二外语者的笨拙。
毕业典礼上，我遇到之前物理实验课搭档。两年没见，他先认出我。我们一起走进会场。路上寒暄，他问我最后以什么专业毕业。我说只有新闻和艺术，还有一个写作。
他学了四年物理。我问他毕业后的安排，他说要去一家公司做研发。“不读研了吗？”“暂时不了。”
在那一刻，学物理这件事，在我眼里突然失去了光环。原来就算学了物理，早早在大二就进了实验室，到最后也可能只是找一份普通的工作谋生，成为一个普通人。
原来我从高中开始追逐的标准体系，看到的同龄人身上的光芒，也只在这套竞争体系里闪耀。读书时，是骄傲。脱离了体系后，我们都是普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