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的蔓延让全球经济遭受着严重的打击，而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在疫情期间受到的影响远大于受教育程度高的人。不难看出，包括薪金、就业单位、就业地域、就业稳定性等多个方面在内的就业回报与受教育程度，密不可分。但不得不说，诸多研究显示，职业教育能对个人的就业回报也产生着一定的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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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就业回报，从职业教育分流开始
中学阶段，学生不会随意选择自身接受的教育类型——他们常依自己的能力水平做出决定，例如成绩最好的学生往往更倾向于接受学术教育。这就给职业教育回报的评估带来了一定挑战。单纯从毕业生的工资入手进行比较是行不通的，因为这样我们无法看出是学生个人能力主导了就业回报，还是学校教育水平主导了教育回报。这种情况下，研究者通过研究国家政策、学校录取规则、比较不同教育类型学生接受课程内容的不同来评估中学职业教育给个人就业带来的回报。
以许多欧洲国家的教育政策改革来举例说明。大多数欧洲国家会从小学阶段开始，为学生提供数年的通识教育，随后，在某个年龄节点，学生会被划分为不同类型——学术型、职业型和一般型。学术型指的是侧重理论教育、学术研究的教育类型；职业型指的是让受教育者获得某种职业或生产劳动所需要的职业知识、技能和职业道德的教育类型；一般型则是以升学为目标，以基础科学知识为主要教学内容的教育类型。不同国家对学生分流的年龄划分有所不同，就业回报也各有差异。
在20世纪70年代，芬兰将划分学生类型的年龄节点从11岁提高到16岁。芬兰的教育体系规定，7到16岁为基础教育期，所有学生都要先接受同等质量的九年基础教育，之后再开始被分流。一些研究通过探究「改变学生接受职业教育年限的政策影响」发现，额外增添的一般型教育，例如以升学为目标的基础科学知识教育，对学生日后获得的就业回报没有重要的影响。
反而，通过增加职业学校课程中的一般型教育内容，使职业教育更加灵活，减少了学生从职业中学进入大学的障碍，则大大有助于改善学生的就业回报。挪威便是其中一个典型例子。一些研究通过梳理挪威的职业教育改革，发现职教改革让男性的收入增加了5%。然而对于女性，研究者没有发现收入上的差异。
法国的教育政策改革在高中阶段设置了职业技术教育。学生可选择的高中被分成3种方向：普通高中(设有技术选修课)、技术高中(设有技术专业课)和职业高中(培养技术工人和技术职员)。而其中，职业高中是法国进行职业技术教育的主体。针对法国职业教育政策，研究机构Canaan通过研究政策与就业回报之间的影响得出一个结论，职业教育可能有助于个人就业回报的改善。例如，法国40-45岁人群受教育程度和工资水平总体提高6%的背后，是与相关职业教育政策紧密相关。
学校的录取规则，也会影响到学生所接受的教育类型，进而影响到学生日后的就业回报。在美国，一些学校采取抽签形式来决定学生接受的教育类型。一项研究根据此制度进行了一项随机对照试验，实验中的学生被随机分配到职业学院或只具有一般课程的中学。研究发现，被分配到职业学院的学生在高中毕业几年后的年收入，相对于一般型中学的学生增加了11%，他们的家庭稳定性也相对较高。然而，研究者根据性别对结果进行分析后发现，年轻男性的获益要大得多，而年轻女性的获益几乎为零。最近的一项调查则研究了美国一所信息技术职业学院的入学抽签情况。与未中签而就读普通中学的学生相比，中签并就读职业学院的男生的高中毕业率和大学入学率都增加了8个百分点。同样，女性没有从中得到任何好处。
除了学校录取规则之外，职业教育课程的基础与高级之分也会影响学生日后的就业回报。在美国，还有一些学校同时提供职业型、一般型两种课程。研究员研究了在提供两种类型课程的学校中，职业课程和个人就业回报的关系。最终研究发现，基础职业课程不能提高学生日后的收入，而一年的高级职业课程能使学生收入提高2%。另一项研究通过使用瑞典的详细行政数据来比较职业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他们发现，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的初始收入高于接受普通教育的学生，但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收入的增长速度低于接受普通教育的学生。中职学生年龄越小，收入越高，而仅接受一般型教育的学生，年龄越大收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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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水平参差不一的国外高职发展
尽管很多研究都显示出中等职业教育对个人就业回报有显著的积极影响，然而谈及高等职业教育，针对不同国家、地区的研究却呈现出了不同的结果。由于各个国家的职业教育体系的完善程度、国家相关政策有所差异，职业教育的效果水平也参差不一。
在美国，高等职业教育对个人就业回报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在研究高等职业教育对个人就业回报的影响这个问题上，美国的社区大学提供了大部分的案例与数据。例如，一项研究表明，对于取得美国社区大学副学士学位的学生而言，男性的回报率在7.6%和21.9%之间。女性的回报通常更高，在10.3%到40.4%不等。另一项研究通过对华盛顿州失业工人的数据调查发现，在社区大学就读一年，男性和女性的收入分别增加9%和13%。除此之外，研究还发现，学生接受高等职业教育的时间越长，所获得的回报越高。相比之下，相关证据显示，学生接受短期高等职业教育很难获得较高收入。
然而在欧洲，高等职业教育对于个人就业回报的影响没有美国那么明显。一项研究发现，高等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对于个人就业回报的影响是相似的。在瑞士，研究员通过对比接受学术教育的人和职业大学毕业生之间的就业和收入差异。他们发现，在进入职场的最初五年，职业大学毕业生的收入会高于学术型大学毕业生，而五年后，职业大学毕业生的薪金优势会消失。但与此同时，职业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比学术大学低。另据一些研究发现，接受学术教育的学生在高端工作领域有较高的回报，而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则在低端工作领域有较高的回报。
在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高等职业教育相比美国和欧洲国家，对个人就业回报影响并不明显。在加拿大，一些研究报告通过分析受教育程度不同人群的收入差异，得出了两个一致的发现：
第一，与高中学历相比，完成高等教育能带来10-15%的收入增长。然而，这个收入增长率，不及一个学士学位证书能带来的收入增长率的一半。
第二，自1980年以来，高等职业教育的收益仅增长了大约30%。
在澳大利亚，一项对成年学生的研究发现，除了提高工作满意度外，参加高等职业教育并没有对他们的个人就业回报产生其他益处。而在新西兰，详细的行政数据和复杂的分析报告显示，高等职业教育对个人就业回报的影响并不乐观，一项研究表明，获得职业学校学士学位文凭也不会带来更高的就业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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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职业本科纳入学士学位体系
海外针对职业教育种种不同的研究，都显示了职业教育会对学生就业回报产生不同的影响。总体来看，积极影响面更多。受国家职业教育政策、学校的录取规则、职业教育年限的长短、国家职业教育体系的完善程度等种种因素影响，不同国家的职业教育发展水平，会对学生个人就业回报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海外职业教育的种种案例，对我国职业教育发展也有不可忽视的启发作用。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人才需求愈发多元化，职业教育在整个中国的教育体系的重要性不断提升，规模也在不断扩大。据教育部2020年12月公布「十三五」期间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情况数据显示，全国共有职业学校1.15万所，在校生2857.18万人；中职招生600.37万，占高中阶段教育的41.70%；高职（专科）招生483.61万，占普通本专科52.90%。累计培养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专科毕业生5452万人，开展社区教育培训约3.2亿人次。
2019年1月，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了职业教育的地位：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的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我国普职两种教育体系早已存在，只不过从当下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度来看，家长对职业教育存在部分偏见，认为中高考失利的学生前途堪忧，分流职业学校无疑就是被社会「淘汰」。加上中职、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薪资待遇偏低，使得中职学校或高职院校「招生难」问题难以解决。
除了受社会偏见影响外，国内职业教育的发展还存在诸多问题。一是师资力量薄弱，职业院校教学师资基本上都是按照公务员标准招聘录用，缺乏教学岗位实际工作经验；二是教学内容与产业岗位需求脱节，绝大多数公办职业院校仍然按照传统学历教育的「专业教学」模式教学，而非按照实际岗位技能要求培养学生的实用技能；三是职业实践教学流于形式，尤其实训室流于形式，企业很难给学生提供真正实践教学的经验。
此前社会对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主要在于职业教育的层次设定在专科，如中专、大专，无本科乃至研究生层次的高等学历教育，因而职业教育在社会、企业中的认可度比较一般。近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发布《关于做好本科层次职业学校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工作意见》，将职业本科教育纳入现有学士学位体系，并强调在学士学位授权、学位授予标准等方面强化职业教育育人特点，突出职业能力和素养。这一举措意味着职业本科与普通本科学位证书具有同样效力，并将大大促进职业本科的高质量发展。
如果借鉴海外职业教育体系，让学生在完善的制度下接受适合自己的教育类型，不断完善相关政策措施，我国职业技术人才能否得到更高标准的就业回报呢？国内职业教育的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