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资产价值从1945年的50亿美元增长到1975年的750亿美元。在早期，大学产业、土地、建筑以及设备总价值相当于30亿，后来增值到620亿，折合全日制学生生均经费7800美元。
捐赠也呈现出这种增长趋势：1945年为20亿美元，1975年为150亿美元。直到这一时期末，高等教育总资产每年增加约47亿美元。根据经费模式可以直接区分公立和私立学校，学费就是一个例子。20世纪初期，私立大学1/3的经费来源于学费，而公立大学12%的经费来源于学费。到1974年，私立院校的收入中学费的比重下降了27%，但是公立院校仍保持在12%。对高等教育整体来说，到这一时期末，学费占高等教育总体收入的20%。其他收入来源也存在不同之处。
这一时期之初，政府资助占私立院校总收入的约16%，占公立院校的69%。这一时期结束时，私立院校从政府获得资助占总收入的29%，公立院校的比例增长到了79%。礼品和捐赠收入私立学校收入的23%，这一时期结束时下降到了19%。公立院校的主要收入来源没有变化，礼品和捐赠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比例一直保持在3%。不同类型的院校对不同的资源的依赖程度不同，其变化速率也不同。在1940年到1950年间，总学费的年度增长比例约为13%，在1950年到1960年间降到5%。
在1960年到1968年间，由于政府提供奖学金和贷款，使得私立院校大幅度地增加学费，学费的年度增长比例又增长到了14%。州政府拨款从1940年的15亿美元增长到1950年的5亿美元，1960年为14亿美元，1970年为58亿美元，1975年为122亿美元。在后来的几年中，州政府对大学的拨款比例下降了，社区学院获得的资金增加了，因为各州对扩大了招生的院校增加了投资。此外，有半数的州在纽约和宾夕法尼亚州的带动下向私立院校提供了一些制度上的支持。
联邦高等教育开支（学生资助除外）在1940年不到4000万美元，1950年增长到5亿美元，1960年增长到10亿美元，1970年31亿美元，1975年达到55亿美元。州政府所提供的所有现金收入在1950年为21%，1975年为31%。联邦政府在1950年提供了22%的资金，1975年提供了16%。这些资金用于支持研究项目和设施建设以及学生助学金。资金使用效率效率是衡量一所大学资金使用效果好坏的标准。由于每所大学都希望追求教育上的卓越，提高学校的声望，因此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大学从不限制花多少钱。
大学竭尽所能筹集资金并花完所有能够募集到的资金。这是对办学效率的误解，因为并不是说额外增加了投资便能取得明显的效果。效率是提高生产率，对于高等教育来说，提高生产率比其他大多数产业要困难得多。某些服务产业可以通过采用新技术来提高生产率。银行、保险公司以及中介公司可以通过完善办公自动化以提高效率。但是在有些需要发挥创造性的行业中，例如艺术、教会以及高等教育，不能够从技术进步中获益很多。这主要是由这些行业的传统特点决定的；牧师向信徒布道需要触及生命的灵魂，杰出的表现离不开彼此之间的密切接触。
如同医疗行业离不开医生和护士，教学离不开教师。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时期没有哪些技术能够左右高校的生产率。高校不断地寻求更多的资助以便支付职工的工资，一旦不能筹集到足够的资金，教师的工资便会落后于那些应用新技术能够提高生产率的行业。20世纪70年代初期，通过大幅度提高学生学费增加大学收入的做法走到了尽头，大学开始降低工资的增长速度，削减日常开支，并寻找其他节省开销的途径。例如：
扩大班级规模；雇用更多的兼职教员；开展以电视为媒介的远程教育；建立音频教学实验室和计算机辅助教学计划；对学生通过自主学习和实践取得的成绩授予学分；采取延长每天授课时间以及周末授课的方式，提高建筑物的利用率。长期以来，图书馆建设资金一直占总大学总体开支的4%，也开始出现下滑的态势。虽然没有数据表明大学节省了多少日常费用，但大多数大学似乎都这样做。虽然建筑物的表面涂层脱落了，但是也不会有人去管，因为这既不会砸到桌椅，也不会导致工资支出的上涨。关于一味节省资金是否会影响教学质量的争论愈演愈烈，但财政预算人员别无选择。
关于如何才能有效节省开支，即资金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一直存在争论。一些院校的生均经费要低于其他院校，但是生均经费投入是否一定带来教育质量的提高还不是很清楚。鲍恩全面考察了教育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他根据大学的类型、层次、管理、规模等指标对大学进行了分类，发现各个大学在资金分配上存在很大差别。不管是否对博士生、硕士生及本科生赋予不同的权重进行统计，同类学校间的差别要比
不同类型学校间的差别的平均水平要大得多。
每所大学如何分配资金的用途也存在这样的差别。广泛的调查表明，私立文理学院用于教学的支出占38%，而研究型大学的比例为59%。不过，研究型大学的教学支出包括了各个院系的研究经费。私立文理学院较之其他类型学校将更多资金用在管理支持、奖学金、助学金以及学生服务等方面。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们会为改善学生学习生活条件所作的努力而引以为自豪了。鲍恩还发现在同一类大学中经费最多的学校和经费最少的学校间的经费分配比例没有多少差别。
显然，由于大学获得了更多的资金，因此将经费分配到各个院系、每个职能部门，保证它们都有富余的资金可用。每当筹集到新的资金，它们都能够分得一定数量的资金。结果这种传统的经费分配模式将一直延续下去。富裕的大学在各个方面投入的资金都较多，而接受捐赠较少的大学则只能勉强应付日常运转。此外，似乎越富裕的大学越“将大量的经费花在不那么重要的事情上”。他们可能有更多的官员和职员、办公设施及考察费用。鲍恩认为院校分析的一个有效方法，就是关注大学非学术人员与学生的比例，而不是师生的比例。
他总结道，“经费的流失是如此惊人－使人们开始怀疑高等教育机构资源分配的合理性和公平性”。很难确定最佳的院校规模。每所大学都必须有教师和行政管理人员、教学大楼和书籍等软硬件设施。随着学生数量逐渐增多，花费在每个学生身上的这方面费用有所减少，这似乎提高了一点经费的使用效率。但随着学校的发展，他们通常发现某些方面的费用会有所增加，尤其是在大学内部的协调、管理职能的重复交叉以及为了招收更多学生必须开拓市场等方面。但是，随着大学招生达到一定规模并相对稳定之后，生均费用会大幅度下降。
规模解大的大学在行政管理和学生服务方面投入更多，而在设施运转和维护方面花费较少。奖学金和研究经费则与学校规模大小之间的关系不大。部门间协调费用的增加主要是由于跨院系委员会、人事官员的增加，正式文件往来以及其他交流方式的花费的增长。但大型院校也可以通过提高建筑物的利用率来节省费用。总体来讲，学校的规模对某些方面的开支有一定的影响，但对生均总体费用影响不大。似乎也无法确定大学究竟具有多大的规模，效率才最高。
在追求效率方面，州议会、大学协调委员会及其他类型的管理机构都不断地努力调控大学的资金分配。校外机构常常试图对大学的经费开支进行调控，他们认为由于大学不是商业机构，并且大学校长一直在不停地寻求更多的资金，因此大学董事会必须向他们说明是如何运用这些资金的。虽然他们经常制定详细的经费预算，提供醒目的财务报告，但他们不了解大学的本质，因为大学的各种业务没有明确的界限，在内部转移资金是比较容易的。
鲍恩认为，那些打算监控大学财政开支的政府机构只需要做好两件事情，“一是明确大学基本的职责范围和任务。二是规定每年每所大学可支配的经费总数”。如果这些事情完成了，各个院校就会最合理地分配经费。但是在许多州的管理体系中，由于这种经费控制方式干预了大学的预算自主权，因而遭到大学的抵制。3。职工薪水1975年，美国学院和大学共雇用160万员工，包括教职员工、教学辅助人员、维修工人以及行政管理人员。
结语
教师福利占薪水的19%，而薪资总额占经费总开支的57%，但为教学而支付的工资只占34%，与20世纪初相同。尽管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教职员工的收入有所提高，但是由于学校需要购买的其他各方面物质的成本大幅度提高，导致生均成本大幅上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