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高等教育劳动力市场不同于许多其他劳动力市场。大学教师可以较轻易地在大学间流动，但通常都不会脱离高等教育行业。他们全身心投入教育，如果决定成为教授，那通常是其一生的职业抉择，不会受酬金暂时增加或减少的影响。
大学教师一旦选择了高等教育，通常会把它作为自己终身的职业。这为高校决定是否加薪提供了一些弹性空间。在合理限度内，合格的教师总能被录用。因此，20世纪60年代，由于高校学生人数迅速增加，人们担心大学找不到足够的教授执教大学，实践证明这种忧虑是没有根据的。人们所担心的教师短缺的情况从未发生。几十年来，按定值美元计算，教师薪酬变化不大。20世纪初薪酬缓慢增加，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下降。
20世纪20年代早期，薪酬迅速增长，后期有所回落，但30年代再次回升。由于通货膨胀对教师薪酬的冲抵，30年代后期缓慢回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转变为急剧下降。40年代后期薪酬下降趋势减缓，在接下来的50年代、60年代，均实现显著而稳定的增长。70年代初，薪酬上升趋势再次停止。由于教师基本薪金水平较低，按照1967年定值美元计算，仅为5000美元左右。1950年以后，教师薪金才达到维持基本生活的水平。
教师薪酬标准与合格教师的供求关系不大，与总体经济通货膨胀和紧缩率也无密切关系，但与公众态度和教师政治权力关系更为密切。20世纪60年代晚期以前，由于教师未能表现出任何很强的谈判能力，因此前十年的工资收益与这方面的努力无关。同样，如果劳动力市场正常运行，随着学生数量的减少以及应聘教师人数的增加，教师的薪酬水平会下降。但与其他职业群体工资水平相比，教师工资的涨跌与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不大。教师薪酬不仅仅包括工资和福利。
在许多私立院校，大学教师的家人可享受学费减免。多数大学教师的薪酬还包括参加校园活动和使用体育设施、休假、学术休假、终身教职、教学岗位和责任的变动以及住房补贴等，并且多数教师拥有赚取外来收入的机会。据估计，20世纪70年代，每学年聘用的教师中3/4的教师赚取外来收入，占其平均基本工资的20%左右。因此，将所有附加酬金计算在内，教师收入堪比公职人员。当然，教员通过第二职业赚取的收入不应计入高等教育成本，因为这些收入不显示为开支项。
尽管如此，管理人员及其他领薪水的员工并未赚取相应比例的外部收入，因此，教员总收入与管理人员收入相比，差距并不太大。当教员收入过低时，他们能够通过其他工作赚取额外收入。从教员转变为管理人员时，管理人员的薪酬已经设定，并因管理服务获得附加薪金。高层管理人员有时因提供咨询和担任公司董事而获取酬金，但相比其他行业管理人员的酬金，高等教育管理人员薪酬不足的程度远超过教员。联邦政府资助联邦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资助，最终由科研资助转向学生资助。
二十年间，虽然大学生招生人数剧增，科研经费支出仍有所增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高校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的研究人员，并建立了众多科学技术实验室。为了防止已经积累起来的丰富人才资源及其能力退回到战前水平导致的人才浪费，高校纷纷向联邦政府寻求持续支持。政府方面不断重申高校是科学研究的有力依托，并对此深信不疑。例如，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主任凡尼佛·布什在战争期间向罗斯福总统提交了一份报告；杜鲁门总统执政期间通过减少建立政府实验室的数量，建立了国家科学基金会。
预算局向艾森豪威尔总统提交的一份报告，坚附持认为科学研究与发展应借助于私营机构，而非联邦机构；向肯尼战迪总统提交的一份专题报告认为，政府应继续依靠私营机构，开展科学技术工作。因此，政府不断将其科学研究和发展工作从国家实验室对外发包，而大部分发包项目均为高校所承接。1950年至1970年间，科学研究经费的增加非常明显。1950年，国家科学基金会建立，众高校位列董事会。基金会1952年拨款仅为350万美元，但随着基金会稳步发展，1958年拨款7500万美元，用作研究补助金和毕业生及研究生奖学金。
国家航空航天局自1958年建立之初，便为学术研究提供经费资助。1964年，投入到学术研究的联邦基金总额超过125亿美元。多数资金用于基础研究。将近60%的联邦资助资金来源于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国家卫生研究院，这些机构一般不直接管理研究项目，而是为研究机构提供资助，并允许它们发展自己的研究项目。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由于联邦政府不再盲目地资助高等教育，转而资助那些能够解决特定问题的研究，因此应用研究被列入国家科学基金会研究项目。
1946年建立了能够将联邦资助引入不同研究领域的其他机构，包括国家心理卫生研究所、美国海军研究署和原子能委员会。截至1950年，原子能委员会投入将近1亿美元用于研究。大学也向与冷战有关的机构递送科研项目计划。空军与50所科研机构签订了合约。1950年，联邦政府提供了总额达1400亿美元的科研资助，大部分研究项目与提高作战能力有关，大学承担了其中的大部分研究项目，大学教师从中获得了大量版的经费开展自己的研究。
随着冷战的延续，联邦机构对高校研究的拨款逐年增加，除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有所减少。美国致力于开发新型武器，联邦政前府通过雄心勃勃的大学教授，将大量的联邦经费输送到大学。冷祭战的胜利从来不是依靠维持一支庞大的常备军或储备常规武器，而是依靠新发明和新技术、导弹发射的最佳方式、高威力原子弹、新型潜艇和飞机以及能够命中目标的武器。技术革新依赖于科学技术和大量的实验室投资，而大学则处于卖方市场的地位。
国家卫生研究院作为联邦政府对科学研究进行资助的主要渠道，引领了科学研究向以问题为目的研究的转变。国家科学基金会通常赞助自然科学研究，而国家卫生研究院则主要致力于生物医学研究。资金源源不断地投入到国家卫生研究院，希望其所资助的研究能够最终解决各种卫生问题。国家卫生研究院1954年的拨款超过7000万美元，1956年增至9800万美元。盖格预计，“国立卫生研究院未来五年的年均预算增长量为9600万美元，而未来六年平均增长量为156亿美元”。
截至1960年，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学术研究资助超过国防部，1965年比国家科学基金会多3倍。国家卫生研究院的资金用于许多的医疗和生物科学项目：配套资金用作卫生研究设施基建费用、资助卫生领域的研究生和博士后，以及用作科研补助金。1967年科研补助金占国家卫生研究院拨款的一半。医学教育普遍受益。全国所有的医学院每年从国家卫生研究院获得的资助至少为100万美元。盖格的一系列著作堪称研究联邦政府资助学术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阐述了联邦基金如何改变了大学生领域和其他研究领域的面貌。
1967年从国家卫生研究院独立出学收来的国家心理卫生研究所，将超过40%的联邦资助投入到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国防教育法》支持语言和区域研究。原子能委员北。会、国防部和国家航天航空局均强调开发研究，但仍支持学术研翰究。1964年国家航天航空局投入到科学研究的资金超过1亿美的元。国防部的许多分支机构都资助学术研究，但当越南战争反战是者和一些国会议员要求国防部取消其在高校内进行的研究活动时，这些机构对基础研究的资助剧减。1960年国防部对学术研究的资助占联邦总资助金额的1/3，但截至1975年，这一比例降至8%。
总体而言，联邦政府对科学研究的支持于1958-1968年达到最高水平，对学生的资助于1963-1972年达到最高水平。盖格得出结论，“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五年既是各种发明创造层出不穷的年代，也曾经是研究型大学的黄金时代”。联邦政府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资助有诸多成效。1968年，36个大型的独立组建的大学研究中心吸收了12000多名专家和研究生，耗资5亿多美元，甚至联邦教育部也成立了一系列研究中心、实验室和教育资源信息中心。
结语
截至1970年，大学及其相关研究中心总共承担了美国60%的基础研究和10%一15%的应用研究。科学研究能够吸引最优秀的学生，因为学生能够获得奖学金资助。从事科学研究的教师收入通常高于其他领域教师的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