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教育资讯

曾经一段能“作”的日子

文/张艳茜

“作”——本文中念平声。在十冶,我父母工作的单位,几乎都是东北人,这样的环境里,“作”这个字使用的频率很高。

小时候,当我们不懂事、能闹腾、调皮捣蛋,或者做事不争气、不安分、行为举止表现极端的时候,大人们常用这个字来训斥我们——“作”!女作家张抗抗创作的长篇小说《作女》,当中有她对“作”的解释:“我居住在北京,老家在浙江,而且又与东北保持着联络。三地奔波久了,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在这三个地方,民间的方言口语中,都有‘作’这个字儿。这个‘作’字过去一直是男人用来指责那些不太安分,能折腾的女人的(包括爱闹的小孩儿),基本是一个贬义词。”

无论这个字是否只是男人针对女人的性格、行为极端的指责用词,我自己可是在这个字的声音里长大的哦。

其实,我小时候很听话,一直看大人和哥哥姐姐们的脸色行事,让我去东,我肯定不会向西。但无论怎样小心翼翼,肯定也有做得不能让他们满意的时候。比如没有带好弟弟、偶尔在外玩忘了时间回家吵醒熟睡的家人,比如自己瞎鼓捣做饭、放多了佐料或者乱了程序导致饭菜浪费等等。这时,就会得到一声高过一声的训斥,其中得到最多的就是“作”。有时被训得满腹委屈,却从来不敢顶嘴或是为自己辩解开脱。偶尔,错误得到特赦有了申诉权,因为恐怕失去难得的表达机会,便激动得控制不住说话的音量,所有的话仿佛从腹腔一股脑往嗓子眼涌。本应该很有底气的申诉,可话和话的拥挤当中就打起了架,等到传送到哆嗦的嘴唇时,就使那些话语变了音调。

我现在跟人说话好激动,大嗓门,不会压低声音说优雅的悄悄话,肯定就是那时候落下的毛病。但是,在我最能“作”的时候,我的家人却没有对我说过一次,而是全力支持了我,生怕我受到一点委屈,不能坚持将“作”进行到底。

1980年,我差了7分高考落榜。那时候,不像现在这么复杂,没有一二三批本科这一说,只有重点大学和非重点大学之分,我的这7分之差,就是没上大学录取分数线。这其实是在意料之中,因为这一年,我从心理和行动上都轻视了高考的严峻性。复习时的题海战术,每一次我做得都很顺利,除了英语让我始终担忧,其他科目经常在不间断的考试中得到高分,这让我感觉高考中榜是轻而易举的事。临近高考的那半年,每天晚上我书桌上的台灯都会亮到一二点,但是,别以为我是在刻苦用功,其实我趴在桌上已经进入梦乡周游很久了。

高考落榜对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是我却没有真正认识到问题出在自己身上,而把责任都算在十冶子弟学校的教学质量上。事实上,我们的老师都非常优秀,他们都是“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有的是家庭遭遇政治迫害流落在十冶学校的,有的是被辗转安置分配在那里的。很多老师的教学水平和能力都相当的强。在我两年的高考前后,他们当中许多老师陆续被西安的重点中学挖走;还有的在政治问题平反之后,陆续走上了高校的讲台。

这些足以证明我们老师的优秀。当年只有17岁、鼠目寸光的我认识不到这些。但我的决心很坚定,就是一定要考上大学,离开十冶那个环境。我和另一个报考外语学院、也仅差几分落榜的女同学兰,心“大”的感觉十冶无法盛下我们。我俩走火入魔一般,一心要离开十冶子弟学校补习班,迷信外面的和尚会念经,非要去一所保证我们能顺利考进大学的中学读书。

我们托熟人找关系好不容易进了华阴县的岳庙中学。

这所学校虽然位于华阴县城里,又是住校,但是这里的老师和同学与乡村有着无法隔断的血脉联系。很多同学每周回乡下一次,从家里带些干粮——大饼、馒头还有苞米面窝头,然后就着辣子、咸菜,喝白开水就是一顿饭。学校食堂保持着乡间的习惯,每天上午十点,下午四点开两顿饭。我和兰在岳庙中学只上了一周的课,就仓皇逃离了,我们是被饿逃的。每天六点起床开始上课起,我们俩就盼着十点钟那顿饭;饭后接着上课,又开始盼下午四点钟的开饭铃声响起;最难熬的还是晚上,我们要一直在饥肠辘辘中上晚自习,等硬忍着回到大通铺的宿舍,上了床继续饿得我们眼前金星闪烁难以入睡。加上那里的老师用一口的陕西关中方言讲课,我们饥饿的肠胃直接导致了大脑的反应迟钝,很难听懂老师的讲课内容。

无奈,只好回到十冶学校,母校和老师很友善地接纳了我们。但是我和兰并没有就此罢休,继续着我们的“作”,开始寻找另一个“会念经的和尚”。其间,我妈妈的徒弟带着我们去过华县的柳林中学,因为和岳庙中学一样的作息时间而作罢。我还自作主张给在杭州的二姑写了封信,希望能到杭州去补习。好在二姑一家亲戚观念很淡薄,没有把我的话当真。

前几日和大学同学聚会,谈到当年高考经历,当年应届考上大学的同班好友笑我:你不如你女儿哦,你女儿应届就考上大学了。

我听了并未感到难堪,还美滋滋地回答:是啊是啊!我是补习生!

本文来自网络,不代表教育资讯立场,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