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艳茜
“作”——本文中念平声。在十冶，我父母工作的单位，几乎都是东北人，这样的环境里，“作”这个字使用的频率很高。
小时候，当我们不懂事、能闹腾、调皮捣蛋，或者做事不争气、不安分、行为举止表现极端的时候，大人们常用这个字来训斥我们——“作”！女作家张抗抗创作的长篇小说《作女》，当中有她对“作”的解释：“我居住在北京，老家在浙江，而且又与东北保持着联络。三地奔波久了，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在这三个地方，民间的方言口语中，都有‘作’这个字儿。这个‘作’字过去一直是男人用来指责那些不太安分，能折腾的女人的(包括爱闹的小孩儿)，基本是一个贬义词。”
无论这个字是否只是男人针对女人的性格、行为极端的指责用词，我自己可是在这个字的声音里长大的哦。
其实，我小时候很听话，一直看大人和哥哥姐姐们的脸色行事，让我去东，我肯定不会向西。但无论怎样小心翼翼，肯定也有做得不能让他们满意的时候。比如没有带好弟弟、偶尔在外玩忘了时间回家吵醒熟睡的家人，比如自己瞎鼓捣做饭、放多了佐料或者乱了程序导致饭菜浪费等等。这时，就会得到一声高过一声的训斥，其中得到最多的就是“作”。有时被训得满腹委屈，却从来不敢顶嘴或是为自己辩解开脱。偶尔，错误得到特赦有了申诉权，因为恐怕失去难得的表达机会，便激动得控制不住说话的音量，所有的话仿佛从腹腔一股脑往嗓子眼涌。本应该很有底气的申诉，可话和话的拥挤当中就打起了架，等到传送到哆嗦的嘴唇时，就使那些话语变了音调。
我现在跟人说话好激动，大嗓门，不会压低声音说优雅的悄悄话，肯定就是那时候落下的毛病。但是，在我最能“作”的时候，我的家人却没有对我说过一次，而是全力支持了我，生怕我受到一点委屈，不能坚持将“作”进行到底。
1980年，我差了7分高考落榜。那时候，不像现在这么复杂，没有一二三批本科这一说，只有重点大学和非重点大学之分，我的这7分之差，就是没上大学录取分数线。这其实是在意料之中，因为这一年，我从心理和行动上都轻视了高考的严峻性。复习时的题海战术，每一次我做得都很顺利，除了英语让我始终担忧，其他科目经常在不间断的考试中得到高分，这让我感觉高考中榜是轻而易举的事。临近高考的那半年，每天晚上我书桌上的台灯都会亮到一二点，但是，别以为我是在刻苦用功，其实我趴在桌上已经进入梦乡周游很久了。
高考落榜对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是我却没有真正认识到问题出在自己身上，而把责任都算在十冶子弟学校的教学质量上。事实上，我们的老师都非常优秀，他们都是“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有的是家庭遭遇政治迫害流落在十冶学校的，有的是被辗转安置分配在那里的。很多老师的教学水平和能力都相当的强。在我两年的高考前后，他们当中许多老师陆续被西安的重点中学挖走；还有的在政治问题平反之后，陆续走上了高校的讲台。
这些足以证明我们老师的优秀。当年只有17岁、鼠目寸光的我认识不到这些。但我的决心很坚定，就是一定要考上大学，离开十冶那个环境。我和另一个报考外语学院、也仅差几分落榜的女同学兰，心“大”的感觉十冶无法盛下我们。我俩走火入魔一般，一心要离开十冶子弟学校补习班，迷信外面的和尚会念经，非要去一所保证我们能顺利考进大学的中学读书。
我们托熟人找关系好不容易进了华阴县的岳庙中学。
这所学校虽然位于华阴县城里，又是住校，但是这里的老师和同学与乡村有着无法隔断的血脉联系。很多同学每周回乡下一次，从家里带些干粮——大饼、馒头还有苞米面窝头，然后就着辣子、咸菜，喝白开水就是一顿饭。学校食堂保持着乡间的习惯，每天上午十点，下午四点开两顿饭。我和兰在岳庙中学只上了一周的课，就仓皇逃离了，我们是被饿逃的。每天六点起床开始上课起，我们俩就盼着十点钟那顿饭；饭后接着上课，又开始盼下午四点钟的开饭铃声响起；最难熬的还是晚上，我们要一直在饥肠辘辘中上晚自习，等硬忍着回到大通铺的宿舍，上了床继续饿得我们眼前金星闪烁难以入睡。加上那里的老师用一口的陕西关中方言讲课，我们饥饿的肠胃直接导致了大脑的反应迟钝，很难听懂老师的讲课内容。
无奈，只好回到十冶学校，母校和老师很友善地接纳了我们。但是我和兰并没有就此罢休，继续着我们的“作”，开始寻找另一个“会念经的和尚”。其间，我妈妈的徒弟带着我们去过华县的柳林中学，因为和岳庙中学一样的作息时间而作罢。我还自作主张给在杭州的二姑写了封信，希望能到杭州去补习。好在二姑一家亲戚观念很淡薄，没有把我的话当真。
前几日和大学同学聚会，谈到当年高考经历，当年应届考上大学的同班好友笑我：你不如你女儿哦，你女儿应届就考上大学了。
我听了并未感到难堪，还美滋滋地回答：是啊是啊！我是补习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