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在观网陪你看中国的谷智轩。本月早些时候，教育部明确指出，国家将大力提高县域普通高中的整体质量，遏制优质生源过度流失，严禁发达地区、城区学校，到薄弱地区、县中，抢挖优秀校长和教师。这已经不是教育部第一次出面“抢救”县中了。多年以来，部分“名校”仗着手中的教育资源，和民办学校可以跨区招生的“特权”，抢学生、抢老师、抢校长，打造出一座座培养所谓“精英”的“超级中学”。而那些“被抢”的“县域普通高中”呢，没了学生、老师、校长，命运可想而知。去年我们做过一期关于“衡水模式”的节目，而普通县中的塌陷，与衡中这样的“超级中学”的崛起，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本期《轩讲》就来聊聊，为什么县中会塌，为什么县中不能塌。
县中，广义上指的是由县级政府举办的普通高中，2020年共有7243所，占全国1.42万普通高中的一半，在校学生的数量，则要占到全国2500万“普高”学生的近六成。狭义上呢，县中特指县级的重点中学。重点中学的历史，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讲过了，但那时候我们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了省、地两级。“县重点”的起点，要追溯到1994年。当年，国务院明文指出：每个县要面向全县重点办好一两所中学。此后经过多年发展，全国各个县城，基本上都建设了一两所实验性、示范性高中，代表县域最高水平的教育。我国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基本上是“以县为主”。不管是不是“重点”，县中都是普通高中教育的绝对主力，更是农村高中教育的最大担当。“县重点”的学生里，六成到八成是农村户籍，而在非重点的普通县中，这个比例只高不低。
在我国教育史上，县高扮演了重要角色，为地方培养了大批人才。曾几何时，考上本地最好的“县重点”，四舍五入，等于一只脚进了重点大学的校门。然而，这些曾经辉煌的“县重点”们，现在却面临共同的困境：优质生源和师资不断外流，导致教育质量不断下滑，而衡量“县重点”价值的硬指标——高考录取率——更是没眼看。这种现象，就叫作“县中塌陷”。
所以，“县中塌陷”严格来讲，指的是“县重点塌陷”。那么“县重点”为什么会塌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县重点”是怎么崛起的。总结起来有两点：第一，集中区域资源；第二，实行以追求高考录取率为指标的“魔鬼教育”。先说“集中资源”。“县重点”享有县内招生的优先权，一般可以招收到全县中考排名前5%-10%的初中毕业生。师资方面，则实行“计划分配”。1999年之前，县中教师，主要是从各地师范院校分配而来。当时还没有普及高等教育，如果上了高中，却考不上大学，只能回村种地，或者进城打工。而初中毕业后进入师范院校就读，不但免除学杂费，而且毕业后包分配。所以，最优秀的那一批初中生，很多都选择到师范院校读书，而不是上普通高中。他们毕业之后，会按规定，分配回原籍所在县任教，每个院校里最好的学生，会分到户籍所在地最好的学校。这样，在政府主导的计划分配体制下，“县重点”集中了当地最优秀的老师和学生。不但如此，“县重点”还会在校内进行资源再集中，实行差异化教学，分班的时候，专门挑几个班，放好学生，配好老师。再说这“魔鬼教育”，其实也不用细讲，很多小伙伴都有切身体会，什么“军事化管理”、“盯人式教育”、“复合式惩罚”，学习强度上，能达到“早六晚十二”、“做二十八休三”。总之，就是要保证学生，除了吃饭、睡觉和锻炼以外，都在学习。
这种“掐尖”+“魔鬼教育”的县中模式，听上去是不是有点儿耳熟？它有另一个众所周知的标签——“衡水模式”。大名鼎鼎的衡水中学，最开始也是个“县中”，1996年衡水升为地级市，才脱去了“县中”的帽子。衡中在一众县中里显山露水，一来是因为“衡水模式”搞得早、搞得猛；二来便是乘上了94年教育改革、全国大办重点中学的东风，得到了衡水市府的鼎力支持。有类似经历的，还有同为“县中”的毛坦厂中学和郸（dān）城一高。
说到这里，我们其实可以再提炼一下“县中塌陷”的意思。“县中塌陷”，更准确地说，是“没有成为‘超级中学’的‘县重点’的塌陷”。是不是听晕了？我给翻译一下，这帮“县重点”，要么千里挑一，变成“超级中学”，要么只能“塌”，掉到和普通“县中”一个层面上。这么一讲，“县中塌陷”背后的主要原因，就浮出水面了，那就是教育资源的“二次集中”。既然大家都是“魔鬼教育”，那拼的就是谁“掐尖”的本事大。普通“县中”变成“县重点”的时候，这“尖儿”，是政府帮着掐的；“县重点”要升级成“超级中学”，还是靠政府，只是这政府的级别，得往上抬。原本，“县中”有严格的本地化属性，招本地的学生，用本地的教师。在这个范围内，县级政府可以统筹调配资源，打造出一两座“县重点”。然而，一旦地级、甚至省级政府，把地区间的藩篱撤走，引入“社会力量”参与，所谓的“市场机制”，就会开始发挥作用。“县重点”们，不但要面临同行们的跨区“掐尖”，还要抵挡地级市、省会城市的高中，从上至下地“掐尖”，最后，还要承受“名校办民校”的降维打击。这种群狼争食的环境下，百分之九十九的“县重点”，不要说“掐尖”了，被“掏空”也只是早晚的事。而剩余的百分之一，之所以能够“一将功成万骨枯”，不过是因为“三千宠爱在一身”。省政府政策倾斜，地、县两级政府倾力而为，社会力量“慷慨”解囊，这才给了个别“县重点”，变成“超级中学”的机会。现实中，就算如此，能达成“超级中学”成就的“县重点”，也是寥寥无几。去年度，排进“清北指数”前一百的县级高中，只有郸（dān）城一高、兴义八中、光山二高和沭（shù）阳高中，而它们无一例外，都是集地级市、或自治州的资源于一身。当然，我的数据可能有遗漏，有知道的其他县级“超级中学”的小伙伴，欢迎在评论区补充。
说到底，“掐尖”和“魔鬼教育”，全要资源来推动。“掐尖”就不用说了，“魔鬼教育”的模式，虽然可以复刻，但如果只学了模式，却没有相应的教育资源，会发生什么呢？“魔鬼教育”苦的不只是学生，还有老师。照搬衡中的管理和作息，却没有相应的福利和待遇，教师自然忍受不了高强度的工作，能换学校的换学校，换不了的，干脆转行了。一来二去，学校自然要“塌”。所谓“成也衡水，败也衡水”，有资源就兴，没资源就塌，堪称“简单粗暴”。
“县中塌陷”背后，一个深层的原因，就是地方政府，一手推动了教育资源的“二次集中”，并且放任、甚至鼓励了“衡水模式”。那么，地方政府为什么要这么搞呢？
第一，就是“效率”。资源不断集中，必然导致的一个后果，就是“垄断”。“垄断”这个事，坏处多了去，但还是有许多人为之辩护，主要理由，就是“垄断”可以提高生产效率。“超级中学”的生存之本，在于它的“超级效率”。把全省最好的学生、最好的老师、最好的设施，集中到一个地方，不是能大大提升教学效率吗？考上清北和双一流大学的学生，给你“批量产出”，不就是教学效率的证明吗？其实都是假象。
教育最主要的目的，是育人。普通高中的首要目标，就是为高校培养可造之材。但是，这只是在理论上。在现实中，投了钱的地方政府，要的是“政绩”，而参与办学的“社会力量”，想的就是“利润”了。
有不少学者，专门研究过“超级中学”毕业生，和非“超级中学”毕业生在大学中的表现，发现无论是在GPA这个刚性指标，还是大学适应程度、自我认知、科研能力等软性指标上，两者都没有区别。所以，“超级中学”这种垄断，并没有提高育才的效率。我知道有人要搬出“逆天改命”四个大字了。先别急，你细品一下，假设“超级中学”不存在，人家尖子生，就考不上好大学了？人家好老师，就教不出尖子生了？学生还是那批学生，老师还是那批老师，不管他们是集中在几所“超级中学”里，还是分散在几百所“县重点”里，考上好大学的，或许仍然是同一批拔尖者。所以，对于天赋卓绝、又勤学苦读的优秀学子来说，“超级中学”并没有帮他们“改命”——这命，本来就是他们的。那真正被“改命”的是哪些人呢？是不够拔尖，却靠别的资源卷入“超级中学”，在“超级中学”训练下，才考进好大学的人。所以，“超级中学”所谓的“改命”，其实还是靠Privilege。靠Privilege“改命”，这能叫“改命”吗？
所以说，“超级中学”并不能提高人才培养的效率，它们做的，充其量不过是把一拨人的机会，划给了另一拨人。但是“政绩”和“利润”就不一样了。“超级中学”，不但更容易彰显当地政府在教育上获得的成就，那些因为“超级中学”而产生的巨大投资和消费，可都是实实在在的GDP啊。而引入“社会力量”办学，既能减少投入，还能加速“超级中学”成型，在官员任内就打造出“品牌”，可谓是名利双收。对于“社会力量”来说，“超级中学”不但是“摇钱树”，还是“聚宝盆”，周边房价水涨船高，旅游观光、餐饮住宿蓬勃发展，还能发挥品牌效应，复刻商业模式，在全国各地开花结果，最终成为教育集团，达成赴美上市的成就。所以，“超级中学”提升的“效率”，到底是什么“效率”，谁给我翻译翻译？
资源“二次集中”的第二层原因，就是缺钱。我们都知道，集中资源进行规模化生产，可以降低单个产品的成本。把好老师、好学生、好设备集中到一起，就可以降低培养“双一流”学生的成本。无论是当初“一次集中”搞“县重点”，还是现在“二次集中”搞“超级中学”，客观上都是因为市、县政府教育经费不足，有事权，却没有财权。
我国的高等教育，主要由中央、省级政府管理，而基础教育则是“以县为主”。然而，各县之间，财力区别很大。如果个别县、市钱不够，省级政府就要出钱，帮忙“兜底”。但是，这只是针对义务教育的规定。高中教育阶段，市、县两级政府，通常要分担98%的财政支出，省政府几乎不发挥什么统筹作用。基层政府的教育经费本来就捉襟见肘，还要优先保障义务教育。如此一来，高中教育就成了开源节流的首选目标。国家呢，也开了口子，规定普通高中教育的经费，是以财政投入为主，其他渠道筹措为辅，地方上再发挥下“主观能动性”，就变成了其他渠道为主，财政投入为辅。市县政府花在高中上的钱，尚不及小学和初中的三分之一、二分之一。
缺钱的背后，本质是缺制度。长期以来，我国都没有专门针对高中教育的制度规定，只在《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等政策法规中略有涉及。这就让高中教育，成了义务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巨大的制度空洞。虽然有“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这样的笼统规定，但到底事权该怎么分，经费要怎么出，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规范。既然没有制度规范，那自然要靠“理性选择”了——事儿么，能少管一件是一件，钱么，能少花一分是一分，但教育上的政绩么，能多拿一分是一分。省钱省事还能名利双收，有社会力量参与的“超级中学”，就完美符合了这个要求。
普通高中教育，如此缺少经费与制度保障，但在所有教育市场中，它恰恰是供需矛盾最大、竞争最残酷的一个。只要政府这个“有形之手”稍稍一松，在所谓的“市场规律”下，它注定会成为各方力量，追求经济效率最大化的角（jué）斗场。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县中塌陷”，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优胜劣汰、用脚投票的规律下，自然产生的结果。但是，教育不是经济，或者说，绝对不能只是经济。县中一旦“塌陷”，必定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
后果很多，我们主要说两个。第一是扩大不平等。“超级中学”实质上，是一种“寡头”。当数量占绝大多数的“县中”衰落之后，少数几座“超级中学”，就完全掌控了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同时也掌握了绝大部分优质的升学名额。那么这些教育资源卖什么价，就完全由这些“教育寡头”说了算。虽然为了“掐尖”，“超级中学”会“低价”引入尖子生，但对于金字塔中下层的绝大部分学生来说，如果他们不是“本地生”，就要付出更高的学费和陪读、通勤费用，才能获得原本和“县重点”同等质量的教育。换句话说，付得起这些“成本”的人，才有资格拿到好大学的门票，这无疑加重了省内地区、阶层和城乡之间的不平等。有些家长为了让孩子进“超级中学”，不惜下血本，拿下“超级中学”本地户籍，大搞“中考移民”、甚至“小升初移民”，一次又一次，刷新了“赢在起跑线上”的定义。
再来看老师，“超级中学”用顶级待遇，掐走了1%的顶尖教师，那剩下99%的教师呢？财政经费和民间投资越是集中到“超级中学”，县中就越是无力保障老师的待遇。尤其是当高等教育普及后，压力大、待遇差的县中教职岗位，在整个就业市场中，都不再有竞争优势。如果无法进入“超级中学”、或者城市高中，许多老师宁可转业，也不愿在县中教书。所以，“超级中学”的存在，不但拉大了教师间的收入差距，还会整体减少教师的供给。好老师去了“超级中学”，普通老师扔了教棒，留在县中的六成学生，谁来教他们做题呢？
这第二个后果，是无效竞争。“超级中学”并不能提升人才的质量。它能通过“魔鬼教育”达到的成就，充其量，就是拉高了某几所大学的录取分数线。一个好老师，能帮10个尖子生把成绩提高10分，而他花同样的时间，能帮100个学生打好学科基础。同样道理，全省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学生，花上他们全部的时间，把分数线从680分，提高到700分。而同样的资源，如果分散投给县中，或许就能让整体的教育质量，发生质的改变。尤其“县中”里的农村学生，会因此学到更多有用的技能，有机会踏进大学的校门，改变一生的命运。对于“超级中学”的大部分学生来说，如果没有“超级中学”，他们本可以在县城里最好的学校读书，不用出高昂的学费，不用离家千里，只要花同样的努力，就有同样的机会，考上理想的大学。“超级中学”对他们来说，到底是福是祸呢？
说到这里，我们便可以做一个总结。“县重点”与“超级中学”，用的都“掐尖”+“魔鬼教育”模式，没有本质不同，区别只在于掌握资源的多少。两者放在同样的环境中“自由竞争”，注定会出现马太效应。县中的崛起，最主要的原因，是基础教育管理的责任主体，从乡转移到了县，而在这一过程中，县政府有意推动了区域内教育资源的集中。“县中塌陷”，则是“超级中学崛起”的直接后果，而后者背后，是由地市政府推动、省政府默许的第二次教育资源的集中。这次集中，没有体制改革来背书，完全由地方政府追求政绩的“经济理性”所驱动。培养人才的效率没有提高，反而扩大了教育不公平，将大量社会资源，浪费在无意义地追求分数上，降低了地区的整体教育质量，造成了相当负面的影响。
那么，既然教育资源的第二次集中，已经造成了如此恶果，那么第三次集中呢？现在有种说法，是取消“分省定额”，全国高考一张卷，不分地域，统一招生。而各大高中，也可以跨省招生，择优录取。如此一来，全国人民共享优质的教育资源，要卷一起卷。然而，这真的是“共享”么？一旦生源、师资可以自由跨省流动，学校跨省“掐尖”，教育资源必定会流向发达地区。如果大家都开始“魔鬼教育”，衡水系“掐尖”的本事再大，大得过北上广深的传统名校吗？更别说那些学费动辄20万+的国际学校了。优秀教师成家立业，首选的是北上广深，还是衡水市呢？这第三次集中，恐怕“塌陷”的，就是欠发达地区的“超级中学”了。资源层层集中，“重点”层层“塌陷”，每一次这样的过程，拔尖者总会被“掐”走，有
Privilege的，总能占到一个位置，而剩余的99%，分到的只会更少，不会更多。
既然“分省”不能改，那改变“定额”呢？也就是各省按考生数量，均匀分配录取名额。实际上，每个省招多少人，是各大高校自主决定的，决定的因素，确实包括了高校的“本地化程度”，也就是地方财政对高校的支持、高校在本地高中教育的投入等等。但更为重要的，其实是各省的教学质量。清北完全依赖中央财政，如果说偏向北京本地招生，还有“本地化”因素的考虑，那么对其地区的偏好呢？为什么河北、河南等邻近的“高考大省”，录入清北的比例，反而是所有省份里最低的？
“超级中学”这种“教育寡头”的出现，导致“县中”塌陷，降低了地区的整体教育质量，反而夺走了许多考生进入名校的机会。要提高教育公平性，必须促进教育资源的均质化，而不是反过来，搞资源的集中。要逆转“县中塌陷”的态势，我们要做的，就是把集中的教育资源，再摊回去。具体怎么做，我在这里提一点建议，也欢迎小伙们在评论区建言献策。
发展经济，缩小地区发展差异，加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供给，这些都是釜底抽薪之举，但也是长远之计。近的来讲，我们优先要做的，是完善针对高中教育的立法，阻断由地方政府推动的“二次集中”进程，限制“社会力量”参与高中办学，严禁“名校办民校”。同时，将高中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的范畴，保障教育经费，并且由省级政府统筹托底，确保公立县中的教师待遇，不低于城市高中。此外，还可以建立高中教师轮岗机制，将县中的教学经验，作为教师职称评定的必要条件。
普及高中教育、提高国民整体教育水平，县中是绝对的主力，承担着推动教育均衡发展的重任。县中生态的持续恶化，对教育公平性的打击，是灾难性的。而教育不平等的扩大，会进一步蚕食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以及对发展道路的认同。所以，县中绝对不能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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