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温家宝总理去探望钱学森先生时，先生就彼时中国的高等教育提出了一个问题，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时至今日，17年光阴流转，“钱学森之问”仍在拷问中国人。
“钱学森之问”的提出：“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钱学森先生，这是一位在应用数学、应用力学、系统工程领域都取得了巨大成就的杰出科学家，同时，他还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
作为20世纪出生的大师级人物，钱学森的教育经历极为亮眼。
1929年9月，他考入了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随后，考取了清华大学第二届公费留学生，1935年赴美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师从冯·卡门先生。
在这位著名力学大师的指导下，他获得了航空数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从事应用力学和火箭导弹研究。
至1955年，钱学森钱后在加州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从事教学和空气动力学、固体力学、导弹、火箭等领域的研究。
虽然身在海外，但是一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钱学森就迫不及待归国。
当美国政府将其软禁，对其进行迫害之时，钱学森依旧没有松口，他说：“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也在中国。”
1955年，中方通过不懈努力和多方斡旋，钱学森才回归祖国，踏上了建设新中国科技发展事业的道路。钱学森回国后担任中国航空领域的技术领导，引领了应用力学在中国的发展，填补了系统学和工程控制论等相关学科在中国的空白。
正是这样一位伟大的爱国科学家，提出了“钱学森之问”，才尤为引人深思，格外令人揪心。
近年来，有人企图结合“李约瑟难题”来矮化钱老，提出了“钱学森并不如何高大，不过是当时的中国过于落后”的这一命题。
全然忘记了，这是一位在不满三十岁时就提出了“卡门-钱近似”方程式，在28岁就闻名全世界的空气动力学家——无论在何方，钱学森都能抵五个师。
钱学森归国后，面临着科研经费增长不稳定，科技人员人均享有的投资额度较之发达国家存在巨大差距等难题，那是最艰苦的时节，连饭都吃不饱，但是中国人民为了站起来，必须造出原子弹。
此后的日子里，他目睹了改革开放，新中国的迅速发展，然而，在此进程中，钱学森始终以科学家的视角注视着祖国的发展的方方面面。
他注意到，在现代经济制度中，企业是促进社会发展进步的一大动力，可是在中国，大量的科技人员集中于政府机构之中，而企业当中的科技人员占比较低，这一现象直接导致中国企业在产品研发、产品创新领域缺乏自主品牌与核心竞争力。
钱学森之子钱永刚曾回忆：“爸爸一辈子都不喜欢看电视。”
一次，他突然向儿子提出要看电视，结果一打开电视，钱学森看到汽车广告都是外国汽车，连说泄气。
钱永刚和父亲讨论了起来，他说道：“中国汽车现在还是‘外国心’。”
钱学森听到这话很不开心，关掉了电视，说道：“这些人怎么了？人都去干什么去了？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应该更有条件出成果，怎么反倒没干劲了？”
1994年，钱学森提出了“大成智慧教育”，这一理论的提出被视为“钱学森之问”的雏形。
在钱学森看来，彼时的中国教育太传统，只是简单教授系统里的科学和技术知识，以及如何学会用还原论的方法来认识和解决简单系统里的问题，但是复杂系统科学的发展，使得21世纪急需一批一流的人才。
何谓“一流人才”？以钱学森本人为例，多数人只知他是“两弹一星”元勋，却不知道，他还是一个在人文社科、生物学、化学等诸多领域都卓有成就的通才。
因而，他提出了“大成智慧教育”，即又“专”又“通”，在专攻一门学问的基础上，通识广纳各个层次的知识，他甚至提出“学生的跨学科跨度越大，创造性才会越大”，通而不精？这是一条终身学习的道路，在广博地学习的基础上，再进行新一轮“专攻”。
晚年在着手“大成智慧教育”时，钱学森江现代世界上的知识划分为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军事科学等11大部类，同时，纵向又可划分为应用技术、技术科学、基础科学等，如此一来，再多的课程也得以容纳到这个体系当中去。
随即，针对培养一批一流人才的目标，钱学森以自己求学、教学和科研几十年的经验，对当时中国的教育体制周期提出了建议。
他认为，从4岁至12岁，完全可以用八年时间完成小学和初中的学业，12岁至17岁，约5年时间读完高中和大学本科，18岁做一年的论文，取得硕士学位后，就可以参加工作了；若是要念博士，可以再学三四年，在20岁出头的年纪毕业。
这在20世纪90年代引起了极大的争议：这一学制是否只适合智商较高的学生？这一颇具革新意义的学制并没有立即试点，不少的科学家、学者，对这一提议进行研究分析。
2005年7月29日，温家宝总理在北京解放军总医院看望了时年94岁的钱学森，谈及了教育培养的问题。
当时，钱学森说：“我要补充一个教育方面的问题，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问题——一个具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而且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
接着，钱学森中气十足地介绍了自己幼时的受教情况：
“我的父亲，从小让我学习理科，但是又送我去学绘画和音乐，就是把科学和文化艺术结合起来，我觉得艺术上的修养，对于我后来的科学工作十分重要，它（艺术修养）对于开拓科学创新思维很重要。我现在要宣传这个观点。”
在场的人都知道，钱学森此言不虚，他本人虽然在自然科学领域闻名遐迩，但是他同时对管弦乐和钢琴造诣颇高。
“您说的很重要，像您这样老一代的科学家，不仅科学知识渊博，而且文学艺术修养也很高。”温总理点了点头，“现在我们的情况确实如此，学理工的往往只会钻研理工，对文学艺术懂得很少，这不利于学生全面发展。”
钱学森见温总理也是一针见血地点出了问题所在，更加坦诚建议道：“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于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展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也没有自己独创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大问题。”
为什么‘冒’不出杰出人才？这便是“钱学森之问”的核心问题所在。
17年苦苦探求：“钱学森之问”的答案
转眼间，距离“钱学森之问”的提出，已经过去了17年。
在钱学森本人指出中国教育体制的缺陷后，温家宝总理当场坦然承认：“我们现阶段的教育还存在缺陷，全面地培养人才，这个意见还需要带回去和有关部门进行研究。”
2009年10月31日，钱学森先生逝世，享年98岁。
虽然巨星长明，但是时隔17年，“钱学森之问”依旧在拷问当代中国人。
2010年5月4日，温家宝总理来到了北京大学。
这一日，有一个学生再次向温家宝总理提出了“如何理解钱学森提出的‘中国大学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问题”。
总理温和地微笑，似乎是在怀念那个刚刚离去的人物，他承认：“‘钱学森之问’对我们是个很大的刺痛，但同时，更是很大的鞭策。”
紧接着，温总理提出，钱学森在提出这个问题的同时，也侧面给出了现阶段的答案。
“一是要让学生去想、去做那些前任没有想过和做过的事情，如果没有创新思维，绝不会成为杰出人才；二是学文科的要学一些理工的知识，学理工的要懂一些文史知识。”
在钱学森逝世前的最后一次谈话中，依旧挂念着教育体系改革的问题，他谈起了自己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接受的教育：
“加州理工学院给这些学者、教授们，也给年轻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们提供了充分的学术权力和民主氛围……甚至，学生们可以充分发表自己不同的学术见解，向权威们挑战。”
随机，钱学森又对比了国内的高等教育：“差距实在太大，不少研究生半年之内见不到导师，何来与导师间的学术交流呢？而且，研究生都是如此，又何谈本科生呢？”
这一谈话不可不谓犀利直白，以至于后世不明所以的人听到“钱学森之问”，心情都十分复杂。
一来，这话不是出自什么美籍专家的嘴巴，而是对中美高等教育都有切身体会的爱国科学家钱学森；二来，上至总理，下至今日普通的大学生，都不得不承认，在多数情况下，钱老所说的情况的确存在。
“钱学森之问”的本质是“中国教育体制之问”。
在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实施计划经济体制，着手建立完整的产业体系，在这一时期，中国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缺乏专业人才。
为了补上建国初期的专业人才缺口，我国对高等教育进行了系统的改造，在这一时期，实施了院系调整，将多所综合性大学拆分成了大量的专业性院校。
这一时期，我国高校开始向苏联学习，推行专业化教育改革，在高校内进一步细化专业，严格按照专业，进行对口招生、培养，学生在毕业后按照“对口专业”的原则，再行分配到各个行业岗位上。
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一人才培养模式适应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因此，人们将这一模式称之为“早出人才、快出人才”。
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一模式的弊端也被许多教育家以及如同钱学森一般的“通才”看在眼中：不断细化的专业目录背后，是具备综合素质的行业领军人才的湮灭。
2020年起，部分“双一流”高校开始实施“强基计划”，同时明确提出了“强基计划”不属于自主招生的升级版，而是来自在部分高水平大学已经试行将近十年的“拔尖计划”，往前看，“强基计划”源自“钱学森之问”。
1984年，浙江大学建立了工科混合班，该班级在原来各个工科专业选拔出部分优秀的学生进入混合班级，在这里，他们可以强化基础学科学习，直至高年级，这些学生才会转到原来的专业。
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钱老“专-通-专”的教育轨迹，但是仍然局限于工科大班级，未将理性思维照进人文社科领域。
2009年，钱老逝世，正是在这一年，11名教授公开致信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恳求直面“钱学森之问”，这一封信后背发表在《新安晚报》上。
这11名教授认为，钱学森提出的“为什么我们的高校冒不出杰出的人才”，这是我国教育事业急需解决的一道艰深的难题，整个中国社会，有良知、有责任心的知识分子都应该一同思考。
同年，教育部、财政部、中组部共同启动了“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这一批学生将投身基础科学研究，成为相关基础学科领域的领军人才，勇攀科学高峰，因而，这一计划又被称之为“珠峰计划”。
2009年9月，中山大学推出了博雅学院，首批招生35人，这批学生是从8000多名新生中选拔出来的，办学目标是“四年期间不分专业，培养‘做学问’人才”，同时开创性地提出了“以阅读古代经典为重点”的通识教育办学。
诸如此类的还有清华大学的“清华学堂人才培养计划”、中国科技大学的“科技英才班”、复旦大学的“望道计划”、浙江大学的“求是科学班”、上海交通大学的“致远学院”、北京大学的“元培学院”等。
在“拔尖计划”的初期，所确定的基础学科是数学、化学、生物、物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4年，我国开始推行高考综合改革，截至2019年，全国已经又46所大学、中学、小学分别设立了“钱学森班”，这些班级遍布全国19个省市自治区。
在这些开设“钱学森班”的学校中，该校可以根据自身具体情况，结合“大成智慧教育理念”，提出了各具特色的“钱学森班”教育方案。
同时，随着“拔尖计划”的卓有成效，2018年，“拔尖计划2.0”发布，这一次，实施范围由原来的五大学科扩展到了17个学科，增加了地球物理学、心理学、基础医学、地理科学、天文学、海洋科学、大气科学、哲学、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学科。
同时，这一参与人数的规模也从数千人，增加至上万人。
时代的呼唤：“中国一直需要大师级的人才”
现阶段，无论是学术大家，还是企业技术人员，都开始热切关注“钱学森之问”的解答情况。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教育思想都深陷于一个误区：知识越多，人就越优秀。
可事实上，世界上最杰出的科学家，爱因斯坦、牛顿等人，他们亮出举世瞩目的成果时，也不过二三十岁的年纪，此时，论知识储备，他们按理比不过在高校沉浮半生的老教授。
他们具备的只是必要的基础知识，令他们脱颖而出的，是异常活跃的思维和思想。钱老的逝世，对于那些个观望着“钱学森之问”的人，是一记警钟：如果这个命题不乘此机会解决推进，那么，下一个敢于呐喊，能够呐喊的人，又在何方呢？
2008年，有悲痛，也有震撼。
当年，一位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学者——益川敏英，他是土生土长的日本人，从出生至获奖，从未出过国，等到他获得诺贝尔物理奖之后，许多人才发现，这位大学者竟然对英语一窍不通。
这对于彼时“出国热”、“外语热”颇为火爆的中国，无疑是一记重拳？英语不重要了吗？出国交流不需要了吗？答案是否定的。
但是益川敏英的这类“非典型大家”的存在，无疑在提醒国人：“重要。但不是绝对、必定、非此不可。”
参考文献：
《从钱学森身上寻求“钱学森之问”》[N].《新华每日电讯》.2011年12月12日.
《钱学森的最后22年——钱永刚忆父亲》[N].《解放日报》.2019年9月18日.
《“强基计划”溯源、特点及影响》[J].《教师教育论坛》.2020年0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