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熊丙奇
202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公布，瑞典科学家、进化遗传学权威斯万特·帕博（SvantePääbo）因“在已灭绝的人类基因组和人类进化方面的发现”而获奖。据报道，在很小的时候，帕博就表现出对考古研究的兴趣，他的房间堆满了史前瑞典人制作的陶器碎片。十三岁那年，帕博和母亲一起到埃及度假，第一次接触到木乃伊，萌生了研究木乃伊的想法。因此，1975年最初进入乌普萨拉大学（UppsalaUniversity）读书时，帕博在人文学院学习科学史、埃及考古学、俄语等课程。不久，帕博就失去了兴趣，两年之后，他转向医学，之后又读了一个分子遗传学的博士学位。
如果不是转向医学，学考古的帕博恐怕不会想到用DNA技术去研究古人类。这和2012年诺贝尔生理学奖或是医学奖获得者约翰·格登的经历有点像，约翰·格登上大学时，读的是牛津大学古典文学专业，但对该专业不感兴趣，遂转到生物专业。这两名诺奖获得者的“转专业”经历告诉我们，要给大学生重新认识自己、选择自己感兴趣专业的机会，兴趣会驱动学生成为专业领域的优秀人才、拔尖人才。
帕博和格登都在大学期间换了专业，但具体情况还是有很大不同。帕博之前是对考古研究感兴趣的，因此选择了大学的考古专业；而格登高中成绩并不好，甚至是一名成绩倒数的差生，为上大学，选择了冷门的古典文学专业。格登学习生物专业后，和之前的古典文学专业，不再有什么关系。而帕博转向医学后，并没有忘记考古，据报道，在读博期间，帕博接触到了DNA克隆的技术，于是产生了利用这一技术研究古人类，尤其是研究木乃伊DNA的念头。
但他两人后来的科研经历与成就都表明，换专业的选择对他们来说是正确的。尤其是帕博，从考古到医学，再把医学中的DNA技术用到考古之中，这可以说是换专业、学科交叉的典范。调查显示，即便是在自由申请大学的环境下，对大学、专业都十分满意的学生也只有20%，有的学生是从被录取角度，申请自己并不喜欢的专业，还有的学生是在进大学后，进一步探索发现自己的兴趣，对原来的专业不感兴趣。基于此，国外大学大都允许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能力再选专业，一方面，这可以提高学生对大学、专业的满意度，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从一个专业转向另一个专业，从学科交叉、融合角度看，这不是对之前专业学习的浪费，而是促进学生有学科交叉、创新突破的思维。
过去20年来，我国不少高校也推出了转专业政策，但转专业的比例最多不超过30%，有的只有5%。鉴于转专业资源有限，高校对申请转专业的同学提出了GPA（学绩点）的要求，只有原专业学得不错的学生，才有资格申请转专业，因此，一个对原专业不感兴趣，专业成绩不好的学生，就很难转专业成功。另外，有的学生申请转专业，依据的也不是自己的兴趣，而是追逐从冷门专业转向热门专业。
对此，我国高校应该创造条件，给更多学生申请转专业的机会，要从重视学生兴趣发展出发，让学生选择适合自己的专业。这也要求高校办好所有专业，不要存在“好专业”“差专业”之分。当前设置转专业的门槛要求，也有出于维护公平的考量，因为不同专业的高考录取分数不同，从录取分低的专业转向录取分高的专业，如果缺乏明确的门槛条件，会被质疑存在不公平。
我国部分高校正在推进的按专业大类招生培养，是一项重要的招生与培养改革措施，通过专业大类平台的培养，可以让学生拥有更宽厚、复合的知识结构，有利于培养学生成为学科知识交叉的创新人才。但是，对于按专业大类招生培养，有的学生和家长却质疑，学校是把冷门专业与热门专业混在一起“打包”招生，被专业大类招生的学生，有可能在分专业时，被分到冷门专业。推进这一改革，就需要把每个专业都办好，办出特色，并为学生提供平台学习之后的自由选择空间。
与此同时，要对所有学生加强大学学业发展指导与生涯规划教育，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大学、专业，以及认识自己。我国不少学生并不能清晰地说出自身的学科兴趣、专业兴趣与职业兴趣，对大学和专业的了解也颇为片面，这需要高校重视对学生的教育、引导，让他们在大学期间更全面地了解大学、专业与自己，树立适合自己的学业与人生发展目标。我国教育部门要求各高校都要给学生配备学业导师，其目的就是加强对学生的学业发展指导与生涯教育。
（作者是知名教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