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什么是后现代主义心理治疗？
后现代主义心理治疗是在后现代主义心理学思潮影响下迅速发展起来的心理治疗实践活动。
1988年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格根(K.J.Gergen)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的国际心理学会议上，应邀作了《走向后现代心理学》的专题报告，这是心理学界就后现代心理学问题所作的最早、最有影响的系统研究。报告指出心理学正面临深刻的变革，以及建构后现代心理学的具体设想。国外学者对于后现代主义心理学主要有以下观点：
后现代心理学大师、丹麦著名教育心理学家斯丹纳·苛费尔(Steinar Kvale)在为《心理学和后现代主义》论文集所写的序言中，概括了走向后现代的心理学的诸多特征。他指出，在后现代话语的影响冲击下，心理学在对专业知识、专业实践、研究方法、学科性质等的认识上将发生一系列的改变：
走向后现代的心理学将越来越重视具体的、实用的知识，重视知识的实践功能；心理学家的专业实践(如临床咨询与治疗、儿童教育等等)将越来越被看作心理学知识的重要源泉；在后现代学术话语下从事研究的心理学家拒绝将所谓客观的实证方法视为唯一合法的方法，倡导多方法的(如叙事学的、阐释学的、解构学的等等)研究取向，强调互动的、投入参与的研究。研究过程不再被看成是对某种客观被动的对象的不偏不倚的摹写，而是在具体的情境中通过与对象的对话、互动而共同建构对象的过程；后现代心理学还将超越人们所熟知的关于心理学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的分歧对立。
哈贝马斯在对实证论的批判中深刻地指出，现代理性倾向于把知识和真理视为中立的、客观的、普遍的，认为它们是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类解放的力量。而后现代主义者认为这是20世纪的知识观被实证论所垄断的结果。哈贝马斯剖析了上述观念的形成，指出实证论之所以为人们所接受，主要由于它反映着一个人类普遍认同的“真理”观念。
实证论有两个基本假设，第一个假设是，实证论者以自然科学作为社会研究的典范，认为任何复杂的社会现象都可以还原为一些基本现象，基本现象只需感官便可以了解。因此，事实陈述不需要价值介入就可以被验证。第二个假设是，认为有一个独立于人的存在的客观外在世界。因此，一个理论或语句的真假值，是取决于该理论或语句的描述是否跟外在世界吻合。这是一种“相应真理观”的观点。相应真理观的致命问题在于无视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的根本区别。由于社会现象无法脱离社会价值和文化意义，因而不可能用自然科学的法则去检验社会科学的理论。
哈贝马斯发展了“共识真理观”,指出语句的真假值并非建基于人对外在世界的纯感官的客观性上，而是由参与讨论者在没有内外制约之下而达成的共识来决定。任何对外在世界的了解都必然涉及了解者的演绎，不需演绎的基本社会现象是不存在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思想家们普遍认为，“真理就是一致性，谬误就是不一致”。
美国后现代心理学家格根从后现代的视野出发，对现代心理学的合法性危机进行了深入剖析。格根指出，客观的、个人主义的、与历史无关的西方知识观已经渗透到了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很少追问其合理性与合法性。现在很有必要用一种建立在社会建构论基础上的科学的元理论取而代之，这样一种元理论会将知识从依仗数据、专注实证的向度转向处于相互联系之中的人与人之间的活动上。可以说，在心理学领域，社会建构论代表了后现代主义的立场，换言之，“社会建构论”一词与后现代主义心理学是同义的。
社会建构论认为，一切知识都是社会建构的，通过社会过程获得它们的意义，而这些意义因时、因地、因人而异，不存在超越社会群体之上的普遍性。知识的构成是一种以语言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社会一致。所谓真实就是用描述真实的语言构成的。我们生活在社会文化中，无法摆脱深植其中的意义系统。这些文化中的或“地方性的”意义就是我们所能知道的一切。后现代主义者对现代性话语中流行的客观性、中立性、确切性和严密性等目标进行了彻底的解构，“他们把一切事物都界定为文本，从文本与文本的关系中、从文本的上下文中探讨文本的意义” 。
福柯作为继萨特之后法国最重要的思想家和后现代主义大师，向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的一些基本假设提出了挑战。他认为，所谓真实或真理不过是包藏着权力意志的话语，他以消解“主体”的中心位置和解构西方的真理价值观为目标。在研究了人类的疯狂史后，福柯力图表明，疯狂是“社会空间”中的一个知觉对象，是在历史过程中由多种社会实践构成的，而不是由一种集体感觉所捕捉到的。更重要的是，它不能简单地成为思维理解的分析对象。
另一位后现代思想家罗兰·巴尔特在评价福柯的《疯癫与文明》时指出，“疯癫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随时间而变的异己感；福柯从未把疯癫当作一种功能现实，在他看来，它纯粹是理性与非理性、观看者与被观看者相结合所产生的效应”。简言之，社会建构论动摇了现代心理学所标榜的客观性与真实性，用后现代心理学的观点来看，疯癫不是一种自然现象、医学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