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著名的语言学家中国文字、音韵、训词、文献学家周祖谟老先生晚年曾被身边的朋友缠着，写了一篇回忆往事的自述。
周老先生在自述里坦言，自己其实不大愿意写自述，因为“流年似水，想想实在没有什么可供读者的东西，因而始终没写”，只是觉得自己“生活的时间长了也应当追忆一下，有哪些事情是足堪回味的，有哪些事对自己学习和从事教育工作有影响的，自己又是怎样做的”。
想到了这里，周老先生挥笔写下了《往事自述》。
要说起来，在老先生眼中，看起来似乎是平淡的事，但在周围人眼中看起来却绝不一般。从接触旧式儒家教育开始，再到后来上小学、中学，宛如流水账一般，平淡的不起一点波澜。
倒是在上大学时，周老先生特意提到了一件往事。
“1932年我投考清华大学英语系，同时兼报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清华的国文试题是作文一篇，题目是‘梦游清华园记’，另外还有对对子‘孙行者’，‘孙行者’据说是是陈寅恪先生所出，清华园我曾游览过，所以有话可说，‘孙行者’就对以‘胡适之’，北京大学的国文试题是翻译杜甫的《八月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篇诗我在小学时就已经背熟了，自然不难，国文考了90分，发榜时，两校都蒙录取，这一年是18岁。”
即便在我们今天看来，能够考上清华或北大的学生，无一不是品学兼优，才华出众，但在老先生平淡的口吻下，仿佛如同家常便饭一般，让人不禁为之叹服。
事实上，周祖谟老先生考清华这一年，一个看似简单的对子“孙行者”，实际上难倒了无数学子，教授陈演恪是国学大家，看着交上来的卷子上写得狗屁不通的“孙行者”、“西游记”，气到简直要冒烟。
然而当翻到周祖谟试卷时，陈演恪教授却眼前一亮，因为周祖谟所对的‘胡适之’，甚至比他心中所预想的答案，还要高出不少。
就这看似简单的“三个字”，让陈演恪萌生了想要见见这个学生的想法。
陈寅恪“临危受命”
1929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国立清华大学由原来教育部、外交部共管改为直属教育部管辖。
尽管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各方民不聊生，但作为一片难能可贵的净土，国立清华大学却迎来了他的发展，截至到1937年，国立清华大学已经建立起了涵盖文、理、法、工四个学院16个学系的综合性大学。
从1936年，国立清华大学的学系设置以及在校教授名单，不难看出其在中国近代教育学界的地位，其中包括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法学院院长陈岱孙、理学院院长叶企孙，工学院院长顾毓琇。
1932年7月，国立清华大学准备招生。
按照往年的计划，一般都是学生到校后参加考试，清华择优录取，可是偏偏这一年的招考，出了很多意外。
原来负责出文科试题的文学院中文系主任朱自清在考试前突然出国访问去了，以至于原定的文科试题一直到考试之前也没能出出来，校委会也没办法，只好临时开会讨论出题人选，商量来商量去，决定交给时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刘文典。
刘文典是现代杰出的文史大师、校勘学大师、研究庄子的专家，到清华任职之前，就在安徽大学当过校长，除此以外，刘文典教授还是一个革命先驱，1907年就加入了中国同盟会，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宣传民主革命思想，还当过孙中山先生的秘书。
值得一提的是，刘文典在1932年不仅仅担任清华的教授，还兼着北大的课，平时还负责校勘古籍，研究庄子，是一个十足的大忙人。
刘文典在接到学校交给他的出卷任务的时候，就感觉一个头比两个还大，倒不是觉得这件事有多难办，而是他根本就没时间办这件事，思来想去，他决定为自己找一个帮手。
一日，同为清华教授的陈寅恪上门来拜访刘文典。
刘文典一见陈寅恪，就觉得“帮手”来了，高兴地喊了一句：
“老天有眼，派鹤寿（陈演恪字鹤寿）你来救我来了！”
毫无疑问，陈寅恪也是一位国学大家，他一生虽然致力于史学研究，但平生涉猎极广，但为人也有怪癖，时至，人们大多不闻他的学术研究，倒是对他的许多怪癖感到好奇。
陈寅恪曾言：
“前人讲过的，我不讲；今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所以他讲的课，除了学生以外，诸如朱自清、冯友兰等教授，也会去旁听。
刘文典之所以把出考题这个任务交给陈寅恪，是因为当时陈寅恪已经决定第二天就要到北戴河去休养，有大把的闲工夫。
可陈寅恪面对刘文典的嘱托，也是感觉有些忧虑，因为他从来没给学生出过考题。
“我没给学生出过考题，怕弄砸了，还请舒雅（刘文典字）兄弟请高明吧。”
不过，刘文典却很相信陈寅恪，认为他一定能够圆满地完成这个任务。
“不，我看没有人会比你更适合干这件事，这个人选非你莫属！”
就这样，陈寅恪被赶鸭子上架，临时充当了此次招生考试出题人。因为临近考期，他出题的时间就被大大的压缩，前后就只有三天。
让刘文典没想到的是，才第二天，陈寅恪就把出好的题目交给了他。
刘文典吃惊之余，接过来一看，没想到就以刘文典之学识，看了这份考题后，都不觉愣了一下。
第一题是作文题，题目是《梦游清华园记》，题目本身并不难，给考生的空间也很宽裕，就看个人把握与发挥。
真正让刘文典惊讶的是第二道题对对子，上联只有三个字“孙行者”。
尽管对对子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一类，但自民国以后，以旧学为题已经很少出现在学生的考卷之中。
虽然刘文典心中有很大的疑虑，但经与陈演恪商讨后，还是同意了他的题目，只是没想到的是，这一年的清华考试，后来竟然成为学生的“大难”。
对对联难倒天下之才
对于绝大多数学生而言，文科试题中的作文没有太大的难度，区别也只是高低之差，真正艰难的是第二题。
作为中国古典文化的一类，对对子尽管大多出现在消遣的场合，但它考验学生的方面却很多，不仅仅是对于国学的掌握水平，还考验临场应变的水平，也许是因为没什么准备，许多的学生大多都在这道题目上“折戟沉沙”。
更为关键的是，刘文典所出的“孙行者”三字对，是属于在晚清时期士大夫中间兴起的“无情对”。
一般而言，对对子要讲究对仗工整，简单概括起来，则是“字数相等，内容相关，词性相当，结构相称，节奏相应，平仄相谐”。他考验的是人的急智。
“无情对”尽管是属于对对联的一种，但却要求上下两联的内容隔得越远越好，简而言之，就是表面上从字数、结构上看完全工整，但要求内容上完全不搭边，出句和对句各自成章。
陈寅恪出这道考题，尽管只是简单的三个字，却用意颇深。
可对绝大多数学生而言，这道考题还是太难了。
既然无情对的要求是两联内容毫不相关，那凡是对什么“孙行者”、“西游记”的学生，自然便会被打入不合格之列。
考题之难，以至于许多负责监考的老师都认为，这是自清华成立以后，最难为学生的一次考试。
不过，很显然，陈寅恪没有想到，考卷收上来以后，他还要负责批改，看着眼前一个个答非所问的考卷，陈寅恪的头一个比两个还大，等于说他出的这份考卷，到后来为难的竟然是他自己。
可就在这一堆考卷中，陈寅恪突然眼前一亮，他看到了一个学生在纸上工工整整地写了三个字：
“胡适之”
看到这个答案，陈寅恪拍案叫绝：
“答的妙啊，真是出类拔萃的答案。”
陈寅恪立即翻开学生的名字，只见上面写的周祖谟三个字，他忍不住对旁边批改试卷的人说：
“这个学生的才华完全够上清华了，我甚至可以断定，他想去中国哪所大学都可以。”
就以“无情对”的要求而言，周祖谟的这份答案可谓是绝妙。
就从字面内容上来讲，“孙行者”对“胡适之”，二者虽然都是名字，出处却毫不相关，但逐字逐句地去看，却对仗工整，其中“孙”是姓，对应下联的“胡”同样也是姓，而且上下联结合起来是“猢狲”，暗含孙行者是猴子的含义；“行”字是动词，意为行走的过程，而下联的“适”字则有到达的含义，其中有因果之间的联系；而“者”与“之”在古文中都是虚词。
陈寅恪萌生了想要见一见这个考生的想法。
周祖谟其人
要说回来，周祖谟先生自幼就是个奇才，出生于北京这个文化古都，自幼便深受熏陶。
周祖谟在自述中称小学时期是怎样渡过的，记不大清了，但对于学校的师长却印象很深刻，那时周祖谟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设的平民小学，校长范静生是有名的教育家，老师也都是师范学校三四年级的学生，也正是在老师的指点下，周祖谟幼年时便打下深厚的国学基础。
周祖谟小学只读了四年，后来连跳了两级，十一岁就上了中学，不过可能也是年幼时学业过于顺利，周祖谟先生上中学时便贸贸然报考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师范大学），没想到的是，考得一塌糊涂，数学尤其是不过关，结果自然是落榜。
不过，也正是因为这次落榜，使得周祖谟在学业上下了更深的功夫，周祖谟先生认为：
“这次失败是我在学习知识的路程上的一次重要的转折点，由此我理解到自己应当怎样去寻找参考读物和怎样自学了。”
1930年，周祖谟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高中部男部。
尽管周祖谟先生幼年时便聪颖好学，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学业本身上，他也有很大的短板，周祖谟认为自己数学成绩稍差，理科成绩不强，所以改学了文科。
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高中部毕业后，周祖谟就参加了清华、北大两所高校的招生考试。
事后陈寅恪将周祖谟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询问他对这幅对联的思考。
周祖谟回答道：
“我在看到这道考题的时候，也思考了许久，一开始考虑‘王引之（注：清代著名学者）’，后来又几番对比，觉得‘胡适之’又更合适一些。”
就连陈寅恪也坦言：
“单就是论这一题而言，就连我这个出题人，也不如你理解的深刻。”
其实陈寅恪在出了这道题后，也想了不少答案，其中也包括“王引之”，后来又想到一个“祖冲之”，其实就从这两个答案上相比，本身没有什么高下分别，无论是对哪一个，本身都有解释，只要说得清楚，合理即可。
对对子本身考验的就是一个学生的国学功底以及临场发挥的机智，就从这个角度来看，周祖谟胜过了绝大多数人，因为他不仅国学功底深厚，在庄严肃穆的考场上，临场发挥想到答案才是更难能可贵。
陈寅恪当即就决定，一定要录取这个考生。
不过在当时，陈寅恪出的这个对对子的办法来考核学生，在学界也引起了一番争论，有人认为，不该出这种“怪题”来考验学生，陈寅格为此还专门写了文章，并在其中阐述了四点理由：
一、测试考生能否区分虚字和实字及其应用；
二、测试考生能否区分平仄声；
三、测试考生读书之多少及语藏之贫富；
四、考察考生思想条理。
或许对陈寅恪来说，唯一的遗憾就是，周祖谟后来并未选择清华，而是选了隔壁的北大。
之前我们也提到，周祖谟是同时报考了清华与北大，北大那一年的题目是翻译杜甫的《八月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题目上要简单一些，以周祖谟的国学功底，考上并不难。
本来周祖谟的想法是，去上清华的英语系，可因为囊中羞涩，加上清华英语系用费多，后来只得选了北大中国语言国学系。
陈寅恪得知情况后，也觉得以北大的国学氛围更加适合周祖谟的发展，对他选择北大也表示支持。
那时的清华与北大，可谓是群英荟萃，北大的师资力量也不差，周祖谟入学时期，校长是蒋梦麟，文学院院长是胡适，除了第一年入学是必修的基础课外，到了第二年以后，课程就有了变化。
周祖谟后来在自述里回忆称：
“到二年级，课程分为三组，第一组语言文字组；第二组文学组；第三组古籍校订组。”
学生不仅可以任意选择一组主修，还可以在主修课程之外，选择别的组的课程，甚至于还可以选修其他诸如历史系、英语系的课程，更为关键的是，选修别的课程，需要助教或者是系主任签字，在学生选择其他课业时，老师会给予适当的指导意见。
北大的学术氛围是自蔡元培当校长期间打下的基础，蔡元培对不同流派的学术一直采取的都是包容的态度，形成了后来北大百花齐放的学术氛围，不仅如此，学生们不仅可以任意选课，甚至于就连没选这门课的学生，也可以去旁听。
或许正如陈寅恪所说的那样，北大的国学氛围更加适合周祖谟的发展。
周祖谟在自述中回忆起自己在北大求学时的经历时坦言：
“我在北大读书四年，得从一代学术名师授业，并一再蒙奖掖，不仅获得学识，而且获得研究学术的门径与方法，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各位教师并不以博学为能，而却能超秩前人，出其心得，使听着有所开悟，知所取裁，教师之可贵之处也就在这里，而今我当年所有承教问业的先生们都于近三四十年间先后逝世，思之不禁黯然凄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