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间，人们奔走相告，大街小巷哄抢学习资料，新华书店的门口排起长龙，甚至于有人搬起凳子守在书店门口排队。
因为此次高考改革不论出身、不看年龄，只要你有意愿，就能参加考试，本省市招生的学校和专业都刊登在报纸上，任凭选报。
历史的车轮转动，掌控知识命运的方向盘回到了自己手中，此次“恢复高考”不但给了万千中国人新的机遇和希望，更是如同一声惊雷劈开当时压在知识分子头上的阴霾。
而炸响这惊雷的人，正是刚恢复职位没多久的小平同志。
雷厉风行的改革
要明白其中不易，自然得提及1977年8月4日至8月8日在人民大会堂江西厅召开的“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
小平同志第一次复出时，他就产生了要重振教育的举措和想法，教育缺失是一把锁，锁住了内心渴望学业的中国人。
教师的社会地位极低，学生们也不想好好上课，大街小巷都充斥“读书无用论”，一些年轻人在读完高中后就选择下乡。
小平同志痛心此等现象，深知其弊端，国家的科技和经济领域相关部门人员供不应求，年轻人们丧失受到良好教育的机会，泱泱中华竟出现人才断档的情况。
小平同志深知，要改变这种乱象，必须从根本原因下手，于是在恢复职位之后，小平同志自告奋勇抓起分管科技和教育的工作。
1977年7月29日，在听取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方毅和教育部部长刘西尧汇报时，决定在近日开展“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
并且反复强调，找来的人务必要敢说真话、有见解、在自然和科学方面有才学，不能是行政人员。
这一次会谈，其实正是小平同志借机提出恢复高考，实现设想的一个场合，也是在这个场合，小平同志删掉了四个字，二十七万中国人的命运因此改写。
那删掉的到底是哪四个字呢？
“科学与教育工作会谈”于1977年8月4日召开，到场的人有南开大学的校长、著名化学家杨石先；知名数学家、复旦大学校长兼教授苏步青等。
最初，许多人都有所顾虑，不敢开口，小平同志首先发言，鼓励大家有问题尽管提出，任何后果都由他担着。
杨石先首先发言，他指出：国家科委的大楼都是军队在用，而一个国家没有科委、没有科学，这怎么成？
小平同志听后点头，赞同杨石先的观点，并且提出要将国家科委恢复，而后的环节里，先后有人提出问题，大家不再有顾虑，思想逐渐打开。
事情的关键点，在会议召开的第三天，也就是8月6日下午。
当时，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查全性提出：“百姓们常常说，以前上大学靠钱，现在上大学却靠权，自己成绩再好，也比不上有个好爸爸好妈妈！”
此番发言引起在场人员的强烈共鸣，这一番话其实也正说出了当年毛主席的心病，主席生前就很担心，一些干部子弟滥用职权，脱离群众，而之后这种情况也的确难以根除。
如今这16字方针，也再次出现了一个隐患：“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这“十六字方针”看似正常，但却容易出现问题。
在国家急需人才之际，如果一些藏在暗处的人滥用手中权力，将本应该公平竞争的名额洋洋自喜地转变成自己的特权。
比如一些干部可以让自己的亲属先上，顶替其他人的名额，就会导致招收的大学生们文化基础相差悬殊，质量没有保证。
小平同志深知这一乱象的可恶，必须废除“群众推荐、领导批准”那一套，尤其是“领导批准”。
小平同志看向下面坐着的人们，示意他们说出自己的想法，查全性教授这时表示，目前的高考招生制度有“四大弊端“。
一是埋没人才，二是卡了工农兵子弟，第三便是助长不正之风，而当时的高中生少之又少，工农兵子弟教育水平参差不齐，许多高中生都下乡了，又不让“任何一个阶级弟兄掉队”严重影响中小学生和教师的积极风气。
查全性
时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系助教温元凯插话说道：“就我看来，当前教育界最重要的问题是恢复高考，我提十六个字叫“自愿报名、领导批准、严格考试、择优录取。”
当时的情况特殊，许多人都捏了一把汗，悬着一颗心等待着小平同志发言，不知道结果如何。
没想到小平同志立刻回答：“温元凯，我觉得要采纳你话里的四分之三，“领导批准”四个字可以拿掉，考上大学是咱们百姓们的权利，不需要领导批准！”
小平同志的意思是，直接将“十六字方针”改成：自愿报考、严格考试、择优录取。”再不需要领导批准！
听到这番话，所有人不由得热泪盈眶，在场人员全都站起身鼓掌，大家都明白，去掉这四个字的背后，意味着无数学子的人生将被改变，这一片掌声，将成为轰响中国教育巨变的惊雷。
小平同志转头问了其他人：“今年就恢复高考怎么样？”
大家更是激动不已，本以为怎么也要等到明年，没想到小平同志如此决断，于是刘西尧立马说：“推迟半年招生，还来得及。”
小平同志听了，当场表示：“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嘛！把原来写的招生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重写，然后抓紧通知！”
于是这一年，轰轰烈烈的高考改革开始了，国内气象为之一变，无数学生热泪盈眶，奔走相告。
四字删掉，恢复高考
但“领导批准”这四个字去掉了，恢复高考的障碍却还没有全部消除，在当时可谓是扎在思想里却难以拔出的刺，守旧的人不愿意改变现状，对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大学生持有反对意见。
对此，小平同志态度很坚决：“教育部不应该成为阻力，教育部的首要问题就是要思想一致，赞成中央方针的，就干；不赞成的，就改行。”
这话一出，大家都看出了小平同志的坚定决心，再没有人敢从中阻挠了。
10月21日，高考从制度上正式恢复，又通过《人民日报》头版刊载传递给了广大民众，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应届高中毕业生都可以报名。
也就是说，只要具有高中文化程度、并且通过大学入学考试，至于政治审核方面，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就择优录取。
至此530万余考生积极备考，书店里《数理化自学丛书》哄抢一空，甚至有人去回收站守着，希望碰碰运气收到一本书。
实在找不到的人，就借别人的书来抄，图书馆成了最热门的场所，所有人都急着把失去的十年时间补回来，“读书无用论”在这浪潮之下不攻自破。
考试开始，考场里的人年龄差距极大，多有夫妻同考，家长孩子同考，这一巨变让希望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吹醒每一位中国青年，出身和关系不再是束缚自己的枷锁，努力和公平竞争才是关键因素。
考场里面坐满了承载梦想的人们，汇聚努力的汗水终于因为十年的积压喷涌而出，恢复高考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
这是中国最为壮观的一次考试，它考验的不仅是学子，更是中国治国理念的转变，所有人都交出了完美的答卷。
最终，27万余人成为了中国第一批大学生，这些人在之后大多都成为了中国各领域顶尖人才，比如著名导演张艺谋、中国科学院院士李永舫等等。
李永舫就是农民的孩子，1966年高中毕业时，和当时其他学生一样被迫停止了学业，只能回到农村当了农民。
后面他碰到机会，成为了一名县城微生物农药厂的化验员，恢复高考给了李永舫机会，他第一时间报名，最终29岁有了家室的李永舫凭借自己的知识功底加上充足的备考被华东化工学院录取。
著名导演张艺谋则是晚了一年，他于1978年得知北京电影学院恢复高考后的首次招生，连夜奔赴考场。
张艺谋趁着去沈阳出差的机会，带着一包煮熟的鸡蛋，从自己拍摄的一大堆摄影作品中挑出60幅作品，跑到北京电影学院招生的考场。
但等到他到地方一看，心里就先慌了，这些同学大多是电影或艺术世家子弟，看着都是光鲜亮丽的，像自己这样外地来的“穷小子”哪里能和她们比呢？
张艺谋原本的希望熄灭了，他觉得也许这里还是一个贵族学校，自己来着走个过场还得回去。
实际上，后来大名鼎鼎的张导，此时想上大学的目的很简单：只是为了谋出路，再实际点儿说就是得到教育后，包分配一个好工作，毕竟在那个年代，只要是大学生出身，都是分配工作的。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自己真的顺利考上了，1982年，张艺谋从学校毕业，被分配到广西电影制片厂，开启了一代名导的道路。
如今他早已成为了中国家喻户晓的导演之一，并且两次指导中国奥运会，而这都是多亏了当年的高考改革。
同样考入北京电影学院的还有著名导演顾长卫，他于1976年高中毕业的，因为一些政策的原因，他没能去插秧落户，留在城里等待分配工作，平日只能打打临时工。
1978年的高考，顾长卫决定去试一试，由于先前在少年宫里做义工，给电影画宣传海报，经常有得到免费电影票的机会，对于电影一类很了解。
因此在北京电影学院考试中，顾长卫顺利通过，顾长卫后来在说高考对自己的影响时曾说：“事实证明，我们比父辈们要幸运很多，社会的变革提供了无限的可能......那就像是一道光。”
顾长卫（左）
以往有着“领导批准”这四个字，有些学子连报五年都得不到机会，根本不知道怎样才有上大学的机会。
小平同志这一举措将这枷锁打碎，人才断层的现象得到巨大的改善，据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们回忆，当时整个教室的学生年龄跨度极大。
因此那种师生氛围更像对等的朋友，进步的不仅是学生，也有老师，在大学的学习让更多中国人思想得到飞跃式进步，也为以后的改革开放埋下了历史伏笔。
可以说，小平同志删掉的不仅仅是“领导批准”这四个字，更是拯救了大批知识青年，也是改革开放前的“试金石”。
这块金子最终也的确试出来了！一个尊重科学、人才、知识的时代到来了，这一举动也为一年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了重要的群众基础。
结束语
放眼现在，中国每年依然有数以千万的考生参加考试，科学教育普及程度非常广泛，中国也靠着一批批人才，沉稳而飞速的走上世界舞台。
正是因为江山代有才人出，中国的科技、军事、经济等各个领域才能不断进步，这一切都离不开当年那在寒冬里吹过的春风——小平同志恢复高考的重要举措。
今天，万千学子进入大学的校园，人民受教育程度显著提高，中国在各领域的成就令世界目瞪口呆。
“嫦娥“探月，“祝融”探火，一带一路连接着各国人民，我国早已在世界有了重要的地位，曾经被侵略被蔑视的屈辱岁月早已远去。
那位在南海画圈的老人，在恢复高考后怀揣兴奋与激动的学子们，支持这一举措的百姓将这样的梦想传递给一代又一代，它正慢慢实现，改变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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