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激发各年龄段人才的积极性？2023上海两会期间，不少政协委员就此提出自己的看法或建议。
在上海市政协委员、致公党上海市委副主委、杨浦区政协副主席、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李麟学看来，高校教师承担着很大的压力，“作为研究型大学，我们正在努力与世界最好的大学接轨，并在有些方向上形成超越，方向肯定是对的，但也给不同层面的教师，尤其青年教师带来极大的压力，教书育人与科研负担都不轻松。”
李麟学谈到，高校教师当前的上升通道相对狭窄，“对不同层面的老师，有没有更多样化的成长路径和体系？首先，不同学科的成长路径与规律不尽相同；其次，有的教师科研能力强，但有一批与学生打成一片、深爱教学的老师也同样重要，但我们能不能规划好这类老师的上升路径？”
李麟学认为，如今高等教育随着社会发展，在发生快速的迭代与变化，这给高校教师带来了很大的挑战，“我们一直讲精细化，希望未来能把教师的评价体系、成长路径、学科架构，做得更精细化、更多元化。我想在大学里，除了一部分老师要做世界最好的高精尖科研，也很需要老师花精力把教书育人的工作做透彻，‘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实践能力也不可或缺。”
与此同时，上海市政协委员、九三学社市委副主委、上海交通大学机电控制研究所所长刘成良发现，在青年学者以外，45岁以上的高校教师学者们也有自己的困境。
“我国推出了多项国家级人才计划，在引进、培养创新人才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进而让他们为推动国家的科技进步作出贡献。但我们发现，过了45岁、50岁之后，计划几乎就没了。”刘成良告诉澎湃新闻记者。
刘成良谈到，一些国家级人才计划的年龄限制，让年龄超过45岁的大部分学者失去了入选机会，这可能让他们失去创新的动力和工作的积极能动性，造成人才的极大浪费，也不符合人才的培养和发展规律。“实话说，45岁以上年龄段的很多学者，待遇已经不差。促使他们继续前进的动力，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些荣誉激励。”刘成良同时认为，不同学科、不同学者的“花期”不同，“成熟期”也不尽相同，而中国不乏“大器晚成”的学者。
刘成良认为，中国推出的多项人才计划设立于中国人才匮乏，尤其是青年学者储备不足之时，现今国情已经发生变化，国家发展一日千里，同时人才回流如潮，使中国储备了大量科研人才，已经远非过去能比。因此，对人才年龄的限制，数量的限制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巨大需求，急需改革。对此，刘成良联合黄勇平委员联合提交了《关于完善45岁以上高层次人才支持计划的建议》的提案。
他提出四条具体建议，一是对接国家人才年龄错峰申请，设计上海45+人才补充计划；二是设置新的国家级上海人才计划，为更多人创造机会；三是不“以帽取人”，打破唯帽子的评价体系；四是加强顶层设计，对人才帽子进行更趋合理的经费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