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之际，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机关青年发起第二期“党旗下的青春”初心寻访活动，走访上海宣传思想文化战线20余名老党员、老干部、老专家，在跨越年代的对话中感悟初心使命，在老一辈的峥嵘故事中汲取奋进力量，脚踏实地、善作善成，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共同奏响“青春心向党，一起向未来”的澎湃和声。澎湃新闻陆续推出第二期“党旗下的青春”初心寻访系列稿件，追忆风华岁月，重温初心故事。本篇聚焦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原局长徐福生。
[人物简介]
徐福生，江苏江阴人，1938年3月出生于上海。编审（1990年）。1962年9月复旦大学数学系本科毕业后，历任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编辑、社党组书记、社长兼总编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党委书记、社长兼总编辑，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局长，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长等职。1977年为配合恢复高考，主持突击重排出版《数理化自学丛书》（全十七册）。据不完全统计，该丛书发行435万套，合计7395万册，被誉为“改变一代人命运的自学丛书”。
1977年底，关闭11年之久的“高考大门”重新开启。对大批心怀理想准备迎战高考的知识青年来说，一套丰富实用的辅导书无比重要。
也是这一年，还在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担任编辑的徐福生主持出版重印了《数理化自学丛书》。在“知识改变命运”的年代，它就像场“及时雨”，一出现在各地新华书店的书架上，很快就被抢购一空。
时隔40余年，每每回顾于此，徐福生坦言，这是他职业生涯中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自己也只是做了编辑应该做的，没想到会见证那么多个体命运轨迹的改变。
“我觉得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担当，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追求。近代著名文学家木心说，生活的最佳状态就是冷冷清清地风风火火。作为一个有志向的平凡人，只要自己有过担当、有过使命，执着追求和奋斗过，办了些岗位职责的实事，这就算是活得本真、自我。”这是徐福生接受访谈时的一段开场白。个人成长受母亲影响最大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时代烙印。徐福生出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我的母亲对我的个人成长影响最大。”带着对母亲深深的怀念，他回忆起童年时光。
徐福生的母亲自青少年时就进无锡纺织厂布机间做童工，后来参加了地下党组织的进步活动。1947年，徐福生的父亲病故，留下了尚未成年的三子一女，当时徐福生的母亲只有34岁。适龄入学的徐福生被母亲送到上海南翔一所小学，开启了读书生涯。
新中国的成立改变了徐福生一家的命运。解放后，他的母亲学习文化，团结工友，在中纺二厂织布车间当车工的同时，兼任厂工会女工委员，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私营厂工作是计件制计酬的，兼职担任女工委员处理厂的各种事情，会占用不少工时，也直接影响工资。他的母亲毫无怨言，热心处理工友姊妹们的家庭矛盾，还会将她们临时安置到自己家来小住。
徐福生回忆，母亲很少有豪言壮语，只是非常淡然地表示，工人干部就是服务于工友姊妹们的。母亲这种朴素、真诚的工人干部形象，深深烙入徐福生心里，影响了他的一生。
1962年，徐福生从复旦大学数学系本科毕业，经分配，进入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作为理科编辑室的一名编辑，他了解到，上海科技出版社建于国家号召“向科学进军”的1956年，当年旨在服务于国家“两弹一星”战略。
参加工作之初，徐福生就有幸与数学家华罗庚结识。那是在1964年举行的函数论学术会议上，华罗庚对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的数学专著表达了关心，并向徐福生热忱表示，自己计划每年写1—2本科普书籍。“老一辈的数学家，不仅科学素养高，文字能力也强。”徐福生说。
高考重启，突击重排辅导资料
在徐福生的出版生涯中，有一套绕不开的丛书，四十多年前，它曾“改变一代人的命运”。
1977年8月，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充分听取与会同志意见，中断11年之久的高考制度就此重启。在邓小平推动下，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同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该意见，决定从当年起恢复高考，采取自愿报名、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办法。同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报道《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正式公布恢复高考的消息，招生范围包括工人、农民、知识青年等。
这次高考全国各地考试时间在1977年11月28日到12月25日之间，其中上海高考时间定为12月11日和12日。
这也是新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冬季高考。由于消息公布距离开考时间不到两个月，对当年参加高考的考生来说，不仅复习时间紧迫，也很难找到合适的辅导资料，心里难免焦虑。
高考恢复的消息正式公布之前，徐福生已经考虑到了这一问题。据其回忆，1977年9月，他去苏步青先生家拜访，苏先生刚从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回来，兴奋地表示年内要恢复高考。这个消息让徐福生内心激动不已，但当时中学的教材主要还是《工业基础知识》和《农业基础知识》之类，内容并不适用于高考。
基于之前深入江西上饶和安徽淮北、阜阳地区对上海知青的调研，徐福生知道当年很多青年人没有念过高中，有的连初中都没好好念过。他当即想到，要尽早给广大考生提供合适的迎考复习资料，而当时理工科院校为“工农兵学员”补习中学数理基本知识的材料相对简单，也不够系统、严密，新编又来不及，选来选去，还是十多年前出版的《数理化自学丛书》最合适。
原来，1962年，在徐福生进出版社之前的一个月，理科编辑室已经在组织编写《数理化自学丛书》。当时，出版社聘请了上海有丰富中学教学经验的教师，每人撰写最擅长的部分，宗旨是让具有高小文化程度的青年通过自学，读懂学好高中数理化基础知识。
徐福生回忆，《数理化自学丛书》全套17册，首次出版时印刷册数和影响力都比较有限。随着1977年高考恢复，在上级领导的支持下，他决心组织编辑室同志突击重排出版《数理化自学丛书》。
见证个体命运转折
想法付诸实践，必然面临考验。
徐福生回忆，由于种种原因，《数理化自学丛书》所保存的纸型已被全部焚毁。纸型指的是印刷用的浇铸铅版模型。没有当时的模型，就意味着印刷厂必须重新取字排版，而这恰恰是当年印刷过程中最为繁重、最为耗时的环节。
若以正常速度，重印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这类科技书籍至少需要半年，更何况编辑室内部也有分歧，有人质疑花费九牛二虎之力重排这样一套旧版图书，是否符合当时的教学大纲，到底值不值得？
经过反复权衡，编辑室达成共识：传授数理化基础知识，能错到哪里去？事不宜迟，科技社当即与商务印刷馆上海印刷厂商量重排印刷。当时的排版都是手工做的，一个字一个字把它拿出来，一个版面一个版面把它拼出来，尤其是数理化科技方面的书，有数字、有外文、有各种符号，排起来更加复杂。为了抢时间，印刷厂三班倒，六部机器日夜不停。
在出版社、印刷厂、新华书店的通力协作下，《数理化自学丛书》的第一本——由南洋模范中学老校长赵宪初执笔撰写的《代数》（一）终于赶在1977年恢复高考前的一个月面市。
各地新华书店门前顿时排起长龙，考生们期盼的心情可想而知。之后其他几册书也陆续出版，到1978年高考时，17册全部出版。
由于供不应求，出版社接连安排重印。《上海出版志》曾记录了《数理化自学丛书》的发行数量：435万套，合计7395万册。
实际的数量或许还要更高。徐福生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1978年，军队方面曾发文件要求全军学习数理化。部队拿出版社的纸型广为租印，每个连队发两套。出版社还拿出十几套纸型为全国各地的租印造货提供方便，最后已经不知道究竟印了多少册。
《数理化自学丛书》的影响力持续多年。在当时，每一位拿到书的读者，都可能迎来命运转折。
上世纪80年代，徐福生收到河南荥阳一所监狱青年囚犯的来信，说怎么也买不到《数理化自学丛书》，希望能买一套。徐福生想，要看书总归是好事，就把手里唯一的一套样书寄给了对方。现在他自己家里这套丛书，还是一位朋友后来赠送的。
还有许许多多的人，在求知路上与这套书发生交集。
方志敏烈士的孙女方丽华1978年初中毕业，进入高一后，爸爸给她买了这套丛书，1980年考上了梦寐以求的清华；旅英生物科学家江林华博士曾撰文回忆说自己出身农家，升入初中，得到这套丛书后，如获至宝，帮助他在1982年考取了华东师范大学；华裔物理学家张首晟，当年也是从父亲手中接过了《数理化自学丛书》，考上复旦那年他只有15岁。
徐福生坦言，这是他职业生涯出版过的最有成就感、最有意义的一套书。但也只是做了编辑岗位应该做的，没想到它会见证一个个个体命运的轨迹自此改变。
伴随着这场热潮，徐福生的人生也发生了变化。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之后，他推动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书稿，其中包括苏步青的《射影共轭网概论》《微分几何五讲》、陈建功的《三角级数论》（下）、华罗庚的《典型域》等。
与“网红”图书馆结缘
1984年，徐福生出任上海科技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
社长的首要责任就是带领编辑出版好书。面对一个拥有350余名在编职工、近百名聘用职工、共有三十个部门的大社，徐福生所在的科技社班子敏锐抓住改革的“牛鼻子”，组织制定全面岗位责任制条例，启动综合管理改革。到1988年，出版社年利润达500多万元，出书增加到750余种，把承包指标远远甩在后面，出版社发展走上了良性循环的轨道。
1991年底，徐福生出任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局长。他十分重视营造有利于多出好书的环境。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大背景下，出版行业如何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如何把社会效益的要求真正落到实处？在徐福生看来，这不仅仅是口号，更要成为出版经营机制改革的重要抓手。他带领团队，推行局属出版社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合挂总提相关考核办法，把推行“出版社图书质量评估制度”和已实行了数年的“出版社经营目标管理办法”形成互补，建立了双效益目标激励机制。
谈到退休生活，徐福生始终认为，岗位退休，“为人民服务”退而不休。
在上海，“一见图书馆”是家名副其实的“网红”文化场所。不断流传的口碑，为这家小小民营图书馆吸引了不少爱书人。
电影《爱情神话》中，白老师和挚友老邬在这里争吵、交心，店里后院墙上那句“你一旦开始阅读，也就会永远自由”也被更多人知晓。
鲜为人知的是，早在2019年，徐福生从媒体得知“一见图书馆”后就实地前往。通过与图书馆负责人交流，他了解到，这是一家以会员制方式运营、引领大众阅读的新型图书馆，创办者中有事业有成的知青子女。
出于对知青怀有的深厚感情，徐福生决定为“一见图书馆”慷慨捐书。他将家中所藏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全套、《汉语大词典》全套、《汉语大字典》全套、《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全套、《大美百科全书》全套、《北京通史》全套、《目击20世纪丛书》全套、《辞海》（彩图本）、《世界经济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大辞典》《20世纪全记录》《青少年科学百科全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典》等一批好书，捐赠给了“一见图书馆”，希望能为有创业理想的年轻人助一臂之力。
在他看来，图书的价值在于被阅读，把这些工具书安置在图书馆里，会比藏在家里发挥更大的价值。
作为出版行业的老前辈，年逾八十的徐福生学习热情不减，时刻关注并思考新时代出版业的发展方向。他希冀青年出版人拥有“多出好书”的理想追求，怀揣对编辑出版工作的热爱，秉持“为他人做嫁衣”的踏实精神，继续“守正创新”，做出更多有质量、有温度的好书，为出版行业发展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