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国两会，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建议尽快修改《义务教育法》，实施12年义务教育。在立法层面，保障流动人口子女可在父母工作和居住所在地接受高中教育。
如今，随迁子女就地入学，在不同城市难度不同。在中小城市，随迁子女的入学门槛越来越低，凭借房产证、租房合同就有望入学。但大城市仍有较高的入学门槛，需要多种证明或达到一定积分。但相比多年前，随迁子女就地入学门槛总体在下降。
这缘于相关政策积极推动。2012年，国办印发《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意见》，2021年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有关工作的通知》，均推动入学门槛在变矮。
数据显示，到2020年，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人数达到1429.7万人，比2015年增长62.6万人。这既促进教育公平、家庭美满，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因为随着随迁子女进城上学，农村“留守儿童”数量与问题在减少。
尽管随迁子女就地入学改革取得了看得见的成绩，但仍然面临一些难以逾越的门槛。其中，横在眼前最大的门槛是无法就地参加中考、高考，于是，不少随迁子女在初三、初二乃至初一，就不得不回到户籍所在地去上学，以提前适应新的学习环境。
学习环境、生活环境的突然变化，不但影响随迁子女的学习成绩，还会对孩子的心理造成负面影响。比如有个熟人的孩子原来在城市上学期间成绩名列前茅、性格开朗，突然回到千里之外户籍所在地上学后有诸多不适应，最后出现厌学、抑郁等情况。
而且，随迁子女返乡上学后有的重新变成“留守儿童”，因为需要监护照顾，导致部分原本美满的家庭突然被撕裂。所以，“随迁子女就地入学”已成为重要的民生问题，只有下更大决心解决好这个问题，才能为随迁子女及其家庭带来稳定感幸福感。
对此，陆铭委员提出建议，一是关于“钱”，比如推进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与人口流入地随迁子女就读数量挂钩，督促人口流入地地方政府加大教育投入……二是完善《义务教育法》，强化法律保障；三是通过扩大12年教育普及率让随迁子女受益。
显而易见，这些建议一旦被采纳，可望改变随迁子女就地入学难，特别有助于解决随迁子女上高中的问题，值得有关方面倾听。不过，随着我国新生人口减少和城市中小学学位不断增加，未来解决随迁子女就地入学的关键问题，或许不在于“钱”。
关键在于什么？笔者认为是利益平衡。如果现有高考招生政策不变的情况下，允许随迁子女就地参加中考、高考的话，必然会对城市户籍子女利益形成冲击，这是随迁子女不能就地参加中考、高考，被迫返回户籍地上学的重要原因，即利益没有理顺。
虽然2012年政策中提出，对符合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条件的随迁子女净流入数量较大的省份，有关部门采取适当增加高校招生计划等措施，保障当地高考录取比例不因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参加当地高考而受到影响，但从现实看，落实效果不理想。
要解决“随迁子女就地入学”，得真正从中考高考入手。办法之一是，随迁子女就地参加中考高考，考试成绩各地互认、数据共享，占用户籍所在地招生名额。另一种办法，根据随迁子女就地上学人数，给人口流入地增加招生名额，避免利益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