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发布一则公告，声称有学生举报任课老师“言论错误”，已经对这位老师暂停教学，并进行调查。
在2021年11月，网上也曝出过，湖南某学院的老师在讲课中被学生当场骂娘和举报，之后申辩未果，被学校强行转岗，当起了一名图书管理员。
在之前，还有许多老师讲课被学生举报，直接发到网上来游街示众，使得学校“雷厉风行”下重手处理，以尽快平息社会舆论。
为了应对这种随时可能被学生举报的末日危情，本公众号之前发表了两篇文章，以提醒大学老师应当如何讲课，才能保证自己的饭碗安全；而一旦被学生举报，又要如何积极应对。
参见文章，“面对学生举报，大学老师怎样讲课才安全？指南来了”；“被学生恶意举报，老师要如何迅速自救？指南来了”。
结合多年的观察，在本篇文章中，我们主要来谈谈，哪一类学生最喜欢举报老师“言论错误”，其中有哪些时代的、社会的、知识体系的和身份错位上的原因，又为什么举报告密这种卑鄙的道路走不出光明的未来。
01
本科生最喜欢举报老师“言论错误”
在这几年的高校观察中，指南哥发现了两个有趣又伤心的现象。
其一是，最喜欢举报老师讲课“言论错误”的，基本上都是本科生，而不是硕士生或博士生。
硕博士生一般举报导师科研不端、精神PUA、性骚扰或压榨劳动等，但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举报导师和其他老师讲课“言论错误”的。
而与之不同，本科生的举报却集中在老师讲课的所谓“言论错误”上，而这些“错误”也不是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等，而是比如：“言必称希腊”；“日本人精益求精”；“美国人人持枪更安全”或“四大发明并不是重大创新”等等。
总体来说，大凡称外国现在或历史上的某些好，或提及国内现在或历史上的某些不好，都可能被冠以要么崇洋媚外，要么历史虚无主义。“舔狗”的帽子一扣，“乏走狗”的标语一写，似乎就具有了天然的正确性。
其二是，在举报老师的本科生中，大多数又是通识课课堂的学生，来自于别的学院或全校，而被举报的老师则基本上是在讲授人文社科类课程。
如果不相信，可以去做一下统计。几乎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讲高等数学的老师被举报“言论错误”。
而为啥又是选通识课的其他院系的学生呢？
这其一在于，通识课的选课学生来自全校各个年级，构成非常混杂，而各自所接受的学科教育也参差不齐；其二在于，大部分学生认为通识课就是一门水课，选了也是为了混学分，满足学校强制规定的培养要求。
这就使得，听课学生一般都不太尊重通识课老师，也没有耐心和能力去思考争议性话题，往往一言不合意就举报；与此同时，一部分通识课老师也没有严肃对待课程讲授，容易流之于浅，流之于俗，甚至故意以插科打诨来提高课堂活跃度，从而容易授人以柄。
可以想象，这两类师生一见面，大学课堂就沦为了举报和告密的翻车现场。
02
知识结构被打破后的愤怒和迷茫
本科生从初高中考上大学不久，刚刚或还在经历一个必须的学习模式转换，就是从被动灌输知识，到自主探索知识。
而这一模式转换力图完全打破之前初高中获得的幼稚但定式化的知识结构，尤其体现在人文社科类课程中。
面对突然增加的人文社科类课程，绝大部分本科生还没有基本的学科素养，而理工类本科生的文科素养更差，接受态度上反而更鄙夷，对世界、社会和历史的理解还停留在初高中课本上，难以尽快摆脱之前被灌输的教条性知识，而转入到探索性、开放性知识。
在大学人文社科教育中，大多数是对历史、道德、宗教、社会、国家、世界、经济、未来的探索型、讨论型的软知识，甚至根本没有标准答案，完全不是初高中和大学思想政治课本所能够涵盖的。
而既有的教条式知识结构一旦经历如此剧烈的冲击，部分本科生就无法在心理上顺利接受，反而容易激发出心理上的自保本能和反抗情绪。而在自媒体时代，这种本能情绪就很容易迅速发酵和爆炸，造成学校不愿面对的舆论危机。
至于放下偏见和固陋，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扩大视野，陶冶情操，培养德性，对于他们来说，还是非常遥远而缥缈的事。
03
意见撕裂下的自我认同危机
这是一个意见撕裂的时代。
现代社会肯定了作为个体的人，也就肯定了个体意见具有存在的合理性。与此同时，现代社会要求，在公共领域，不同的个体意见必须和平对话，以实现多元共生，而不可以使用语言暴力或U型锁暴力，来堵住他人之口。
在意见撕裂的时代，我们本应该更加坚持探索精神和民主精神，承认而不是消灭其他人的不同想法，既关注卡尔·波普的“开放社会”，又关注列奥·施特劳斯的“古典保守主义”，既关注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又关注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从中汲取各自的知识和智慧，来探求国家之间和社会之内和平共处的可能路径。
然而，既能够铭记和反省历史，又不拿U型锁砸穿同胞的头颅，对于没有思考能力的人来说，这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理智上的欠缺使得他们部分人根本不能容纳不同意见，也根本不能以对话来比较、甄别和评判，哪个意见更有道理，而其中的道理又何在，以至于“键盘侠”和网络暴力也就甚嚣尘上。
青年学生，尤其是大学本科生，他们从初高中被灌输的粗糙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正在经受强力冲击，一切都在蜕皮、重塑，或化茧成美丽的蝴蝶，或化茧成一只幺蛾子，都有可能。
而在这个意见如此撕裂的时代，他们尤其显得无所适从，虽然试图在思想的风雨飘摇中寻求避难所，但既没有足够的理智能力来为自己的意见提供论证，也没有足够的理智能力来反驳自己不认可的意见，于是举报、告密和喊口号就成了部分青年学生张扬自己意见的方式。
也就是说，他们试图以行政的强制力量和口号的无比正确，来掩盖自己在理智能力上的欠缺和在道德能力上的苍白。
04
代际认知差异下的必然冲突
代际认知差异是个有意思的事情，也是老一代人容易“爹味”十足的原因。
虽然夸张地说，“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多”，但比起“十八志于学”的学生们，已经“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的老师们总是经历得更多，体会得更深，受社会毒打的各种伤还未结疤。
许多老师是在90年代或2000年前后接受大学教育，年龄在40、50岁上下，而学生总是刚刚成人的最年轻的一代，也就是2020年后才接受大学教育，双方在青年时代所经历的社会环境、经济发展、对外关系、群体心态等都是非常不同的。
与90年代和2010年前相比，那时的社会环境更生机勃勃，机会也更多，每个人都怀揣着外企白领的梦想；而现在则摇摆在开放与封闭之间，社会竞争越发内卷，求职和上升的机会也急剧减少，青年学生的心态是既有对家国宏大叙事感到无比骄傲，“厉害了我的国”，又对个人的毕业工作感到无限焦虑，“躺平摆烂考公”。
这种深度错位使得青年学生的心态更容易失衡，也更需要找到情绪的宣泄口，而老师的讲课就成为随手就能找到的靶子。
青年时代的学习和经历基本塑造了一个人的认知结构。这使得，不少老师们要么固执认知，停留在自己青年时代的认识结构里，还以为考上了北京的大学，就可以随便挑全国的女人；要么爹味好心，总想以自己多年的经验教训来告诫青年人，希望他们认清即将到来的各种社会毒打，从而少走一点弯路。
当“固执认知”与“爹味好心”结合起来时，中年老师与青年学生的思想冲突就是必然的，也是不可调和的。
在这场谁先眨眼谁失败的危险游戏中，老师应该主动退出，让自己不要有爹味，也不要试图以个人过往的有限经历来启蒙当下的“有为”青年。
不管老师的课堂言论是否有错误，但允许、鼓励甚至教唆学生去举报和告密，总是卑鄙阴暗的，在卑鄙阴暗的道路上也走不出光明的未来。
让老师不得不噤若寒蝉，生怕哪一句被认为是“错误言论”，那么他们就只敢照本宣科，或者条条框框，或者“正确的废话”，毫无个人的独立思考，毫无观点的交流交锋，也培养不出什么像样的学生。
观点有错误，完全可以当场辩论，“老师，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鼓励这种偷拍偷录的游街式举报，允许这种贴大字报和扣帽子的政治化批斗，不仅会害死学生，也会害死整个高等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