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曾经历过一段辉煌的时光。
从1978年至90年代初期，进了技校就有了稳定的工作，许多家长托关系走后门送孩子到技校学习。
教育体制调整后，职业学校不再包分配工作，自此失去光环，暗淡至今，成为教师、家长和学生眼里的“非主流选项”。
《中欧商业评论》过去一个月走访了多位职业教育的长期从业者，他们从各自的角度描述和剖析了职业教育发展面临的关键堵点，这些堵点或许长期存在，但并非不可疏通。
01.缺人和浪费
40多年前，美国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Collins）在《文凭社会》一书中剖析了美国的“文凭通胀”现象。在柯林斯写作的上世纪70年代，本科学历的商务经理是很常见的，而如今，这种职位多数都需要一个工商管理学硕士（MBA）学位。
“文凭通胀”在美国和全世界不断加深与扩张，中国也被席卷其中。
2023年，经历了疫情三年的大学生，正面临竞争日趋激烈的就业环境。去年的数据显示，“985、211”大学本科毕业生的就业率高于职业院校，职业院校高于普通本科的平均水平。为了应对“文凭通胀”，年轻人们选择考公、考研，将通过考试戏称为“上岸”。
一代人正陷入“越努力，文凭通胀越严重”的困境，仿佛一百年前菲茨杰拉德描述的盖茨比：“于是我们泛舟而上，逆流前行，却不断被冲回过去。”
在一个学历被视为工作“敲门砖”的国家，这种选择体现了社会观念的“最大公约数”，但也导致了巨大的资源浪费，这种浪费是由工作和人才的资源错配造成的。错配的结果是，企业招不到想要的人，人找不到想要的工作。
以制造业为例，随着中国制造业水平的不断提高，智能工业机器人在制造业应用广泛，但与此同时出现了2000多万高级技工的人才缺口，有许多工厂面临招工难，车间变仓库的窘境。
L老师在上海的一所职业技术学校执教超过10年，据他观察，年轻人不热衷于从事制造业，“数控也好，机械加工也好，同样待遇的前提下，这些工作对学历的要求低”。
下行的经济环境对L老师的学生就业影响有限。“因为我们一直是‘（人才）缺口大户’。”L老师表示，“制造业没有感觉到明显的‘寒冬’，高端、前沿的岗位对人才的需求量更大。”位于上海闵行的一家提供机器人高端硬件与机器人整体解决方案的高科技公司，招聘人员会跑到L老师的学校，直接问“你有多少人，全要了”。
在家长面前，L老师偶尔会扮演“张雪峰”的角色。“我第一句话问男孩女孩，毕竟一个平口钳50斤；第二句话问孩子有什么爱好，强扭的瓜不甜。如果家长说‘老师你不要管兴趣爱好，只管就业’，我和张雪峰的‘台词’一模一样，选机电，保你100%就业。”
有调查显示，比起进工厂，年轻人倾向选择送外卖、开网约车。互联网公司美团发布的《2018外卖骑手就业研究》显示，拥有大学文凭的骑手比例高达15%。这是一种人才资源的浪费吗？
“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肯定是浪费，更现实的问题在于，他们没得选。”中国最大的蓝领终身服务平台之一优蓝国际品牌总经理张健表示，“大学生的培养太简单了，只完成学历教育，没有完成技能教育。在缺乏技能和职业素养的情况下，年轻人只能是一个‘劳动力’。这导致就业市场的两端（规则）变得很简单，取决于招聘方出多少钱，这也是市场经济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
职业教育的目标是使受教育者获得和提高从事某种职业所必需的知识以及技能，从“劳动力”成长为合格的职业人。职业教育与就业、市场、产业天然更亲近，也被寄予培养“大国工匠”的厚望。
问题是，它能担此重任吗？
02.“两张皮”
在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是经济腾飞的“秘密武器”。
所谓“双元制”，就是学生一部分时间在职业院校学习理论知识、一半以上时间在企业实训的职业教育模式。德国人崇尚实用主义，读书是为了就业的想法根深蒂固。德国的年轻人中，差不多每3人中就有2人通过职业教育实现就业。
表面上看，德国职教的“双元制”并不复杂，照搬也不难，中国职业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就是从借鉴和学习德国的经验开始的，但二者面临的境遇却云泥之别。据Frost&Sullivan数据，中国普职比2021年达到7:3（67%:33%），而就在十年前，普职在校生规模还大体相当，普职比接近1:1。
曲法军上个世纪90年代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系，在那个大学生还被称为“天之骄子”的年代，曲法军先是在东北高校任教英语，后离开体制“下海”，凭借外语优势从事外贸行业，曾在欧洲多家光伏电站项目公司出任董事、董事长、项目负责人等职位。在德国期间，他对“双元制”职业教育有了全面的了解，回国后，他致力于将“双元制”引入中国，创立欧蓓教育。
德国的“双元制”职业教育不看学历看技能证书，以就业为导向。在中智科技人才公司接受采访时，曲法军表示，这也是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最本质的区别——职业教育和学历是没有关系的。他不理解一些职业专科院校的校长只想把学校升为本科，“升上了（三本）又怎么样呢？（学生）不还得找工作吗？”
他曾和一位中职学校的老师聊天，对方告诉他，在这所中职学校从教20多年了，教材一直没有变化，也知道跟现代工业远远不能接轨了。
统计显示，2013-2022年，中职学校数量连续十年累计减少3039所，招生累计减少249.1万人。这其中固然有高中扩招、生源数量减少的原因，但中职学校大片关停与其学生培养发展体系不健全息息相关。
张健所在的优蓝国际是一家蓝领人才综合服务商，在委托管理模式下管理共40所职业学校、50余个专业共建项目及10所技能培训学校，它们许多分布在中西部地区。
他总结了中职学校办不好的三大原因：资金投入不足，机制不够灵活。“学校不了解市场，不知道行业最新的技术要求是什么。现代学徒制变成了‘两张皮’，企业使用的语言和学校使用的不一样，就是‘鸡同鸭讲’，完全错位，大家的追求不一样，目标不一样。”
在张健看来，需要既懂企业需求，又懂学校需求的机构去做整合和匹配，否则校企之间“联姻”很难，“目前大多数龙头企业，哪怕是华为，也只是发布一个标准，由大量的第三方公司获取华为的教学标准，去跟学校谈合作。”
“两张皮”也是青云美职CEO刘成眼里职业教育的核心问题，更准确地说，这个问题不只存在于职业教育。刘成毕业于一所“双一流”大学，上学期间，老师教Pascal语言，毕业后，企业要求应聘者掌握C++，他只好趁着暑期花800块报了个培训机构。
从人性的角度，刘成理解学校与市场的脱节，“是老师掌握不了C++吗？显然不是，但是他为什么要去学？存在什么机制督促老师和市场的需求保持同步？行业人才需求的‘敏捷’和教育的‘严谨’是一对矛盾关系，要严谨，就难以敏捷。”
在德国，为了实现教学理论与实践的无缝对接，“双元制”教育的师资队伍也是双元的，即拥有职业学校教师和企业技术人员两支队伍，学校教师要求具备企业相关工作经历才能进行理论传授，企业技术人员指导实习实训，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一支真正的“双师型”师资团队，成为德国职业教育快速发展的人才保障。
在中国，大量硕士、博士毕业后直接入校就职。“招进来就不是个‘双师’（同时具备理论教学和企业实践教学素质的老师），你指望他在学校成长为一个‘双师’？打个比方，你是游泳专业的，从来没游过泳，现在却指望你到操场上来学游泳。”刘成说。
在刘成看来，“两张皮”不仅体现在教学内容上，更反映在对学生和员工的评价体系上。“很多行业龙头企业早就有了非常成熟的人才评价体系，但这套体系和学校有什么关系呢？两边的评价体系无法耦合，学校专业培养方案的目标和企业的KPI或者岗位胜任力之间鸿沟巨大。”为此，他创立的青云美职的业务逻辑也是通过把企业内训转化成产教融合型的教学体系，前置到学校，建立人才供给侧评价体系以及相应的实训教学体系，用刘成的话说，核心是建立一套以企业岗位胜任力为主导的“人才数字档案”。
“我们公司的slogan（宣传语）很简单，就是‘帮助企业培养好用的人’。”刘成说，“原来是‘培养有用的人’，后来经一位校领导提醒，改成了‘好用的人’。”
而面对新经济催生的新职业，职业教育也显出力不从心。
中国有近5亿电竞人口，对学校来说，开设电竞专业的好处明显，群众基础广，招生容易，但一个全新的专业原本就缺乏教材和师资的积累，匆忙起灶，谈何容易。
菁茼教育CEO季海华专注于电竞领域的职业教育，经过两年多的发展，已与全国100多所高校在电竞相关内容开展不同程度的合作。据他观察，电竞专业过去几年在各大职业院校起起伏伏，好不热闹。“学校关停的（电竞专业）数量在所有专业里位居前三，与此同时，又有源源不断的学校新开了这个专业。”
“好多以青训的名义，找几个退役的选手带着孩子打游戏，拿学生当小白鼠，小白鼠是要出钱买的对吧？”季海华说。
据人社部的报告，目前电竞行业只有不到15%的岗位处于人力饱和的状态，而类似赛事制播等产业中上游专岗岗位缺口达150万人，未来五年内对细分领域人才的需求依然很高。
“电竞行业各个环节都缺人，电竞专业没有解决这个痛点，完全是错配。”为了帮学校对接认知，季海华接触了大量企业，问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我们会招名校毕业的、喜欢游戏的小朋友’，一句话就把你怼回去了。”
“两张皮”现象为民营企业切入职业教育赛道提供了新机遇。
多鲸资本创始人姚玉飞预计：“在职业教育领域，特别是产教融合领域，可能会涌现出50至100家上市公司。这一领域将为大量民营企业与高校提供专业共建的机会，满足企业、行业的人才需求，推动行业人才的培训提升以及人才解决方案的创新，创造出大量就业和创业机会。”
03.“双元制”落地尴尬：谁主导？谁配合？
为什么“双元制”在德国繁盛发展，在中国却难以落地开花？
除了在社会观念上，德国没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包袱之外，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之所以能够培养出千千万万符合岗位需求的技术工人，企业在其中起到了一锤定音的作用。
德国“双元制”的招生主体不是学校，而是企业，企业和学生签订为期三年或三年半的学徒合同之后，学校会自然录取。这意味着，企业是在校企合作中的主导方，学校是为企业服务的，编纂的课程要围绕企业需求开展。
欧蓓教育的曲法军举例说，德国车企新发布的车型和技术标准，会第一时间给到职业学校作为教学内容。学生在企业实践的过程中，实训师发现学生对哪些地方的理论没有充分掌握，也会及时向学校反馈，学校和企业之间的沟通十分顺畅。
“在这个系统中，政府、学校都是服务于企业的，关键是机制问题。德国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BIBB）是德国职业教育系统规划的总设计师，负责收集每个企业发现的问题，制定出新的方案。”曲法军说。
厦门亦天利他教育CEO张展在谈及中德职业教育区别时表示：
“中国的职业教育是国家提倡和带头，国外的职业教育是企业要做。我们职业教育最‘惨’的是‘从知识到知识’，只教到‘知’的阶段，如何做到‘知行合一’？等到了第三年下半学期把学生送到岗位上实习，发现什么都不会，时间都浪费了。职业教育要从娃娃抓起，我们的学生从小学五、六年级开始，基本上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解题技巧）书，不知道自己未来想从事什么职业，所以大部分大学毕业，不是到‘大厂’去实现‘自我价值’，就是在社会摸爬滚打很多年，仍然从事自己不喜欢的行业，到不喜欢的公司打工，仅仅为了一日三餐。如何有幸福感？”
张展的另一个身份是职教战略顾问，他预计，未来从事传统行业的相当比例的人可能会失业，与此同时，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新能源、医疗与大健康行业的发展也会催生新的岗位。职业学校从教师招募、教学改革到培养模式、专业设置、课程设计等都需要做大量转型工作。
“职业学校通过到企业内部招有实战经验的专家或管理人员，实现‘理实一体教学’，不再简单灌输理论知识、实现课程，更有必要开职业道德、人际交往、工作伦理规范等相关课程，”张展说。“另外，考虑每年开设10-30%新专业，同时设立老旧专业的淘汰机制。”
中国高等职业教育的主要经费来源是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近年来，财政部不断加大中央对地方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转移支付资金投入力度。
从理论上来说，企业发展所需要的高技术人才通过高等职业教育来培养是最合适的，也是最经济的，以德国为例，在职业培训方面的投入中，企业贡献了大约85%的费用。
教育部《关于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要“以推进产教融合、适应需求、提高质量为目标”，将招生与招工一体化作为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基础。“招生招工一体化”是现代学徒制区别于订单培养、职业培训等弱协作型校企合作培养的重要标志，有利于调动企业参与的积极性。
朱爱青2016年起就从事针对中国学生的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留学，目前是德国安檬教育的中国区招生区负责人。在她看来，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与职业院校有着平等的地位，校企合作只能按照“平等自愿，互利双赢”的原则开展。“双元制”是一种真正体现企业主体地位的职业教育与培训形式，至少在招生方面，企业要有决定权。
“现代学徒制本来应该是一种企业主体、工作本位的学习形式，现在企业非常注重顶层设计，规划阶段不让企业介入，即使后期与企业签订联合培养协议，终归还是有点儿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样一来，企业还是将职校学生当做‘别人的孩子’，并没有觉得是在培养自己的员工，不积极参与也在情理之中。”朱爱青说。
中国企业普遍相对短视和急功近利也会导致对职业教育投入的动力不足。“德国企业做职业教育的目标是培养人，把人力资源真正当成宝贵的‘资源’，企业制定计划的横跨周期是5年甚至10年，对中国企业的管理决策者来说，KPI今年完不成，明年就会被‘干掉’。”张展说道，“这也是为什么企业在用人时宁愿‘掐尖’而不愿‘培养’。”
在欧蓓教育合伙人陈建民看来，企业的参与积极性和地方政府的意识和战略眼光高度相关，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差异较大。“南方沿海城市，长三角和珠三角的政府一听说要做人才培养，领导带头干，花钱建实训中心，还会督促企业赶紧用起来，用得越多，给的激励越足，政府都这么说了，企业自然有反应。”
04.平等的悖论
职业教育曾经历过一段辉煌的时光。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严飞长期关注职业教育。根据他的梳理，中国职业教育是20世纪50年代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从1978年至90年代初期，是技工教育事业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期。当时技校的招生和毕业生分配与企业招工挂钩，国家根据当年招工数量下达招生指标，招生即招工，进了技校就有了稳定的工作，许多家长托关系走后门送孩子到技校学习，仅全国技工学校的数量就达到过4500所。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国家调查了各类技校的招生就业政策，国家对职业学校毕业生不再包分配。与此同时，随着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企业减员增效，大批职工下岗分流。
一方面一些企办技校、中专因为办学主体走入困境而停办；另一方面，一些政府办的技工学校和职业学校由于没有了就业优势，不能适应生产和市场经济的要求，一时毕业生就业率低下，学校难以为继，职业教育遭遇严冬，20世纪90年代末期普通高校扩招，职业教育雪上加霜。
“1990年代，大量工厂失业问题涌现。一直延续到今天，去上职业学校已经不再成为父母的首要选择，甚至大家都会唯恐避之不及。”严飞在一次演讲中说道。
在职业学校任教的L老师自嘲属于“亚文化圈”。“没有人会去研究职业教育，中职怎么升学。父母让你读书，从一开始就不是让你奔着职业学校去的，所以研究职业教育的人还不如研究留学的多。”
L老师曾前往新加坡、德国交流，他形容自己的心情是“从震撼到麻木”。“全世界老师都面临同一个问题：差生怎么教？大家都一样。”作为老师，他的最高理想是学生能够自食其力，靠工作养活自己，至于有多少个学生考取本科甚至更高的学历，并不是职业教育的追求。
“国家一直强调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有同等的地位，但我们都知道，地位不同才需要强调。”在L老师看来，企业给予一线工人的待遇和福利保障不够，对“蓝领”的尊重程度不高，加剧了职业教育“矮人半截”的局面。“打个比方，我们坐客梯，送外卖的坐货梯，这就是接受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员工在企业里的差别。”
L老师认为，高级技工的文化含量长期被低估。开机床，英语是必备技能，因为软件环境是英语的，操作水平想上一个台阶，高等数学至少要达到研究生数一的程度。“以我所在的数控行业为例，十年前提出了一种新的刀路理念，加工效率爆发式提升了3倍，这就是利用数学动态计算把道具性能‘榨干’。效率提升的背后是数学，问题是我们国家谁来研究呢？”
德国作为西方“纺锤形”社会的典型，技工是中产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社会的主体。从收入上来说，蓝领技工的收入也不落下风。普通公务员的收入可能比不上管道工，高级技工的待遇可能会超过大学教授或医生。德国前总统赫尔佐格曾说，“为保持经济竞争力，德国需要的不是更多博士，而是更多技师”。
随着中国“文凭通胀”愈演愈烈，学历教育投资的性价比持续走低，不平等的局面是否有望被打破？乐观者预计5年之内拐点就会到来，在此之前，职业教育需要回归教育的本质，激发人的潜能。
奔驰制造了世界上第一辆汽车，保时捷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汽车设计师，职业教育培养的人可能不是伟大的科学家，但是在实践方面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到了极致，而培养一个工匠和培养一个科学家的难度原本就不相上下。
传记作家沃尔特·艾萨克森在《马斯克传》中写道：“马斯克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知道制造无法外包，为了对产品拥有从头到位的控制，你必须建造工厂，如果你建造工厂，并将设计师的工作台放在装配线旁边，你就能够每小时进行创新，看到制造过程的运作方式，过去30年美国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把制造业外包了，因此我们对创新没有近距离的感触，而马斯克具备这种感触。”
魔鬼藏在细节中。远离制造链条的每一个具体过程，或许意味着我们也在远离创新的可能。
正如有受访者坚信中国的职业教育未来大有可为，“一个国家培养的人才一定不全是学历教育的精英，假如全是，那么这些精英也不是真正的精英”。
（感谢多鲸资本创始人姚玉飞为本文采访提供的帮助和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