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则《太原师范学院引进和稳定高层次人才管理办法》的截图在多个网络平台引发关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引进的博士研究生来校工作满五年，如未能晋升副教授（已达副教授任职条件因指标原因未晋升除外），本人需服从学校安排转到后勤、保卫等服务保障岗位”的规定。
不少网友指出，这事实上是“非升即转”，即一些高校施行的“非升即走”政策的变体。所谓“非升即走”，即科研工作者如果不能在一定期限内完成一定的工作指标，晋升一个更高的岗位或职称，那么到期后就得离职。
当然，“非升即转”没有“非升即走”、直接解聘，看上去那么残酷，但转成后勤保卫岗依然是个带有羞辱性的惩罚措施——这并不是说后勤保卫岗有什么不好，而是这种转岗意味着对一个青年学者在学术层面根本性的否定。
这件事还意味着“非升即走/转”政策似乎在扩大化。如果说从前此类制度多出现在一些竞争比较激烈的名校，那么现在更多院校也开始亦步亦趋，令人担忧，让人不禁为今天的青年学者捏一把汗。“青椒”们面临的压力实在有点大，恐怕以后还会更加“蕉绿”。
“非升即走”制度当然有一定合理性。早在上世纪90年代，国内高校开始引入这项制度，意在打破铁饭碗，激励青年学者努力搞科研，相当于一种鞭策。从实际效果看，这对于提升学术产出确实很有帮助。
但政策的副作用也很明显。“非升即走”很容易催生出唯论文、唯职称的导向，青年学者为了达标，迅速把论文数量刷到及格线以上，但质量未必有保证。而且这一政策，也让青年学者不敢承担那些耗时较长、较复杂的科研任务——万一若干年内没有出成果怎么办？这就是很现实的考量。
此外，一些特殊的职场环境也让这项政策显得有些残酷。比如社会上广泛存在的“35岁门槛”，一般博士毕业就已经接近30岁，万一工作几年就没有续聘，再出去就业难度恐怕不低，这也让“非升即走/转”格外令青年学者头疼。
早在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就提到了要破除“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导向，实行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的同行评议方式等。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民盟中央副主席、上海市主委，上海市政协副主席陈群也建议，对基础研究人员，完善“非升即走”考核模式，延长评价周期，使青年科技人员敢于承担周期长、难度大的科研。
这也是为什么人们并不太希望看到“五年未升副教授转岗后勤保卫”的原因。毕竟一位青年学者一定经过了长期的教育培养，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成本，就此被转岗后勤保卫、导致学术生涯中断，实在是有些可惜。
那么对于高校来说，与其用冷冰冰的一纸规定来给青年学者加压，倒不如提供更多的政策支持。比如更合理、科学地制定考核标准，给予青年学者经费、项目申请方面的指导和帮助，对学术不达标的状况尽早提出预警等，以此来帮助这些青年学者更好地成长。
我们看到，一些高校已开始尝试推出“非升即走”的替代计划，只要青年科学家可以在行业内做得足够好，就可以留下来。总之，科研不是一蹴而就的，要出成果，也要有冷板凳坐穿的精神。“五年未升副教授转岗后勤、保卫”，委实有些简单粗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