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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上有一个流传了很长时间的戏言：我国的顶尖大学里，“排名第一”的有两所。
也就是清华和北大。
这两所学校的“较量”已经持续了将近百年的时间，却始终无法得出一个确定的结论。
不过，虽然两个顶级名校之间争得“势如水火”，但是对于国家而言，顶级的学校越多，则培养出来的人才也越广泛，这样才能更加促进国家的发展与进步。
不可否认的是，清华和北大同样都是我国的顶级学府，其为新中国的发展所造就的贡献也是不能去用简单的要求来衡量的。
作为顶级学府，那对学子的录取要求自然也是极为苛刻的。
在如今的年代，想要通过高考进入清华北大，那无疑不是各个省份的“领头羊”，其学业成绩和学习能力即便放在全中国都是凤毛麟角般的存在。
这也让大多数学子对名校的大门望洋兴叹。
不过，在90年前的民国时期，当时已经是全国顶尖名校的清华，曾经出过一道极其“特殊”的题目，来作为录取学生的参考标准。
之所以说这个考试题目特殊，是因为卷子上并不是向寻常的那样，所设立各种诗词文章等常规题目，而是一道以“孙行者”为题纲的“对联”。
结果，就是这么一道看似古怪简单的题目，却仅仅只有一位考生写出了令考官满意的答案。
那么，这个题目到底是何人所出，他的目的又是什么？回答出此题的那位考生又究竟是谁呢？
突如其来的任务
1932年7月，当时由民国外交部和教育部共同管理的“国立清华大学”，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招生工作。
往常这个时候，招生的题目学校早就已经拟定好，只用等到学生们到来之后，答完试卷，然后老师们再挨个对其进行批改阅卷，从中找出答题分数最高的一批学生，并向其发放录取通知书。
不过，今年的招生工作却遇到了难处。
眼看考试没多久就要到来，然而这个时候文科的考试试卷却仍然没有定下来。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原来负责出题的中文系主任朱自清，恰好在不久前出国进行学术访问去了，所以学校只能临时改变出题主任。
在经过校委会的一致讨论过后，这个任务落到了时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刘文典的身上。
当得知自己要承担此次的出卷任务的时候，刘文典顿时有些感到忧虑。
因为当时国家的形式十分混乱，许多学校和各种科目的教学都缺乏具有教学资历的老师。
所以，在除了在清华负责教授中国文学以外，在平常的日子里，刘文典还要兼职去北大上课，同时，他还要负责校勘古籍，比如《庄子补正》《说苑斛补》等书的校勘编撰工作。
这新的任务落下以后，顿时让刘文典感觉有些分身乏术，于是，他就想要找个人，来帮助自己分担这份工作。
某一天，正当刘文典陷入忧虑的时候，一位特殊的客人，来到了他的家门进行拜访。
在看到来者以后，刘文典顿时一阵欣喜，连忙冲上前去，一把攥住这个客人的衣袖说道：“老天有眼，派鹤寿你来救我来了！”
这位客人，便是当时有名的国学大师——陈寅恪（字鹤寿）。
出题人的最佳人选
听到刘文典的话语，陈寅恪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在经过好友的一番解释以后，他才明白过来，原来是刘文典想要将这份工作“外包”给自己。
“我从来没有给学生们设定过考题，只怕这次可能会搞砸了，还请舒雅（刘文典的字）兄另请高明吧！”
面对着刘文典的请求，陈寅恪心中有些担忧，毕竟为清华招募学生可是一件大事，自己一点经验都没有，万一弄差了，那将是很大的损失。
但是，刘文典却坚定地对其说道：“不，我看没有人会比你更适合干这件事，这个人选非你莫属！”
为何刘文典一定要坚持陈寅恪来作为此次考试的出题人呢？
其中原因其实有两条：第一，陈寅恪作为一代国学大师，腹有乾坤、博学多才，不管是从学术还是从资历，他都十分符合要求。
第二点，陈寅恪曾经与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在清华教书任职多年，对这所顶尖名校对于学生的要求十分熟络，同时，他还是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所以在文科方面有着极为宽广的思维。
这更能让他很清楚地了解到，国家和学校对于文科学子的需求方向到底是什么。
所以，综合考虑，陈寅恪确实是这个任务的最佳人选。
于是，在一番思索之下陈寅恪还是答应了这个请求。
由于时间比较紧急，所以陈寅恪只有三天的时间来思考命题，刘文典要他在自己前往北戴河出差考察的时候，将命题交到手中。
当天晚上回到家中，陈寅恪苦思冥想，突然，他的嘴角扬起了一抹深邃的笑容，因为他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结果，仅仅到了第二天，陈寅恪就将题目带到了刘文典的面前。
然而，当刘文典看到陈寅恪出的题目，却感到十分的疑惑。
古怪的题目
陈寅恪一共出了两道题。
第一道，是常见的写作题，题名为《梦游清华园记》。
这个题目虽然乍眼一看感觉有些轻浮，丝毫没有以往那些具有家国情怀、时政局势等命题的厚重，甚至像是小学生的作文题目。
但其实，在命题的背后，陈寅恪以最简单的方式，给考生充分的自幼，让他们自己来阐述，求学清华的愿景，这不但能够了解到学生们的文学功底，也能够让他们自己去审定自己的求学意图。
所以第一道题，刘文典在略一思索以后，也十分清楚陈寅恪的用心良苦。
真正让他不解的是第二道题。
第二道竟然是一道简简单单的对联，命题为“孙行者”。
这可把刘文典搞糊涂了。
要知道，在清朝灭亡之后，对联这种传统的题目类型，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在试卷上了。
而且，“孙行者”的这个上联也是古怪之极。
为何陈寅恪为出一道如此“另类”的题目呢？
其实这第二道题才是更加“别出心裁”。
众所周知，对对联一直以来都是中华语言的一个精粹所在。
一副标准的楹联，它最本质的特征是“对仗”。当它用口头表达时，是语言对仗，当它写出来时，是文字对仗。
而三个字的对联则属于“无情对”，既要求文字上下寓意相对，同时也要保证上下联的内容毫不相关。
所以看似简单，实则十分考验学生对于中国文学的理解以及自身所富有的学识。
于是，在经过一番评定之后，刘文典同意将这两道题目作为清华入学的考题，而他们也在半个多月以后，成功出现在了考生们的面前。
出类拔萃的答案
也正是这两道看似简单却暗藏隐涵的题目，让大多数学生都“吃了瘪”。
在考试来临之时，考场上的学生们，一个个面对着这两道特殊的题目，紧皱眉头、抓耳挠腮、苦思冥想。
就连负责监考的教官老师都直言，这是清华成立以后，最难为学生们的一次考试了。
古怪的考题自然也会伴随着令人头痛的成绩。
在试卷收上来以后，负责改卷的陈寅恪，看着学生们写在上面的试题答案，也露出了同样痛苦的表情。
对于第一道写作题，大家答得虽然五花八门，但是由于前来考试的学生们都是全国各地颇为优秀的学子，所以即便没有特别出彩的地方，却也离谱不到哪去。
可到了第二题，许多人面对着“孙行者”得上联却百思不得其解。
不得已，许多人都选择了放弃，交了白卷。
还有一些人再上面写了什么“西游记”、“猪八戒”等与题目的含义毫不相关的答案。
这也让陈寅恪大失所望。
就当他以为此次考试没有人能够达到他心中的要求时，在最后一张试卷上面的内容，却让他眼前一亮。
只见上面同样填了三个字：胡适之。
看到这个答案以后，陈寅恪当即呼喊道：“答得秒啊！真是出类拔萃的答案！”
随后，他立即翻开了这位考生的试卷，只见姓名一栏填着：周祖谟。
陈寅恪当即对声旁一同改卷的同事说道：“这个周生的才华完全够上清华了，我甚至可以断定，他想去中国的哪所大学都可以！”
为何陈寅恪会对周祖谟的答案有如此高的评价呢？胡适之三个字又有着怎样特殊的含义？
首先，胡适之与孙行者都代表了一个名字，“胡”和“孙”都是百家姓中的姓氏，将两者结合，则形成了音译的“猢狲”，也恰好对应了“孙行者”所暗藏的“猴子”。
其次，“适”在中国古语当中，有“到达”的涵义，这与“行”所代表的正在行走的过程有着十分巧妙的因果呼应的韵味。
而“之”和“者”，则都是古文“之乎者也”当中的虚词。
最后，在对联所要求的音律上面，孙行者的“平平仄”与胡适之的“仄平仄”也符合所要求的规律。
所以，综合来看，这个答案近乎绝妙。
后来根据陈寅恪自己所言，在设置题目的时候，他心中想到的两个答案，一个是祖冲之，一个是王引之，却都不如“胡适之”如此契合。
所以他才断定，答出此题的周祖谟一定具有很高的才能。
那么，这位名叫周祖谟的考生究竟是何人？
新一代的国学大师
在经过资料考察以后，陈寅恪发现，这位名叫周祖谟的考生，年仅18岁，出生于北京当地。
在他的记录里，从小熟读儒家典籍，有着十分深厚的国学知识。
而且周祖谟十分聪慧，即便是从传统文学转到新式课堂之后，他的学业水平也一直保持着顶尖的水准。
在小学时期，还曾经接连跳了两级，仅仅11岁就考入到了北京师范学校。
不久前，刚刚从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高中部修完学业毕业的他，选择了来到清华参加此次的招生考试。
随后，陈寅恪专门将周祖谟请到自己的办公室中与其进行交流。
周祖谟说道，在面临这个考题的时候，他也思考了很久，心中冒出了“王引之”和“胡适之”这两个答案，最终还是觉得胡适之更加对称工整一些。
而陈寅恪也直言道：“单论这一题，就连我这个出题人，也不如你的理解深刻啊。”
在一番交谈过后，陈寅恪愈发觉得这位谈吐不俗的少年，学富五车、身怀大志，于是亲自对其发出了邀请，希望他能够进入到清华学习。
而周祖谟自然也是十分愿意进入这所顶尖的院校。
然而，这个想法却在临开学前泡了汤。
由于清华当时的学费十分高昂，一般家庭实在是难以负担得起，而周祖谟的家庭也只是普通的老百姓，一时拿不出那么多钱供孩子上学，所以，最终进入清华的愿望未能成行。
不过，也正如陈寅恪所说，凭借周祖谟的才华，足以进入到中国的任何顶尖院校。
于是，他又成功考上了北大的中文系，进入到这间能够与清华相提并论的名校。
而陈寅恪在得知此事后，也是认为北大的国学氛围更适合周祖谟的发展。
周祖谟从北大毕业之后，钻心从事文学和音韵方面的研究。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重返北大担任了中文系教授，先后主讲现代汉语、汉语史、音韵学、说文解字研究、语言文学要籍解题等课程。
1955年，周祖谟受到高教部委托，负责起草《现代汉语教学大纲》，之后又被聘任为古典文献研究室改为研究所所长，潜心研究几十年国学，最终成为了新一代的国学大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