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日本关西大学荣誉教授内田庆市
作者 陶思远
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汉语以其多元的语言特性与鲜活的生命力，折射出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在汉学家眼中，汉语到底是一门怎样的语言？相较于在全球范围内使用更加广泛的英语，汉语有何独特性？中西方语言数百年的互动交流史，对今天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从事汉语研究与教学40余载的日本关西大学荣誉教授内田庆市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解析中西方语言的不同特征，阐释汉语与英语在交流碰撞中对彼此带来的影响。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此前网络上曾流传一种论调，称汉语是低级语言，因为它不是进制语言，没有基本符号，符号间不能排序，不能排序的语言就不能很好地表达从低到高、从小到大等不同程度的问题。而英语像数字一样，是进制语言，有无限扩充的能力……你如何看待这种说法？
内田庆市：语言本身没有高低优劣之分，任何语言都会承受正反两面的评价。但海外多数学者对汉语的评价很高。古代汉语“简洁”的特性令人难忘，一两个字就可以表达世间万物。古代汉语以“单音词”居多，现代汉语则开始偏重使用双音节词。古汉语中只有“国”，但现在“国”字很多时候不再单独使用，而是用“国家”等，双音节显得具象，这是现代汉语的风格，但古代汉语的“简洁性”是非常突出的特点。
汉语的另一个优势是词性非常灵活，动词有时候可以变成名词。比如“王”，一般时候是名词，但有的时候也可以作为动词。
中新社记者：16世纪以后，西洋人的汉语研究就跟中国人的不一样。但语言学研究应从外部世界寻找参照物，以外围视角来补充现有研究。你认为西洋视角有何不同，他们是如何用自己的方法来研究汉语的？
内田庆市：坦白说，中国人的汉语研究“有些受限”，因为在很长一段历史时间内，“汉语研究”在中国不是一个系统性学科。中国古代小学在教授语言时更偏重汉字的释读与用法，先秦时期又细分出了“训诂学”。但西方不是这样，他们很早就有语法学，并建有专门研究语言的学科。西方研究者有自己的理论系统来阐释汉语的具体特点、总结汉语的语法现象。相比之下，中国第一部用现代语言学理论来研究中国语法的著作是《马氏文通》，由清末学者马建忠编写，1898年才问世。
在西方视角下研究汉语，很容易观察到汉语的比较学特性。比如量词的使用。英语里只有“a piece of”这样的表述，但他们惊讶地发现中国人会说一本书、一条河、一张桌子，他们觉得很奇怪，于是去研究汉语里的量词是怎么回事。
此外，中西方的词性分类也不同，但近代以来双方语言频繁交流，现代汉语吸纳了西方语言的特点，也会总结出名词、动词、形容词，古代汉语中是没有这些词性的，只有“实词”和“虚词”两大类。
但西方的汉语研究方法不是无懈可击的，用他们的理论框架研究汉语也会出现问题。汉语一般将介词放在动词前面，“我在公司工作”，但英文不是，介词“at”往往放在句子的最后部分，这样不同的语言习惯就会给学术研究带来难度。
中新社记者：这就牵扯出另一个问题——只有语言的研究是不够的，还需要考虑不同语言习惯形成的背景。近年来你专注于“文化交涉学”，是西学东渐过程中多种语言文化的碰撞融合令你产生了兴趣吗？
内田庆市：一开始我的确只关注汉语言学的词汇语法以及近代汉语研究。但与欧美学者交流增多后，我发现语言习惯形成的背景与各地文化历史、思维方式息息相关，所以我开始关注语言和文化的关系。举个例子，“内”和“外”——“outside”与“inside”，用语言表达这一对反义词很简单。但具体到应用场景中，日语往往是“请在黄线内等候”，而现代汉语中往往是“请在黄线外等候”。这个不同其实很好解释，是两国人民在说话时是以“对方为主”还是“以自己为主”的区别，日本人讲的“黄线内”就是“以我为主”的语言视角，而这背后是思维方式的不同。
更典型的例子是，中国人自古的方位观讲究“坐北朝南”，也就是说以后背的朝向——北，来判断左右方位，所以这直接影响了中国古人“左右”的方位观。中国古代著名的《四神图》中的“左青龙、右白虎”和今天的方位观是反的，因为今天我们指的“左右”是以你身体前方朝向来判断的……
文化交涉学就是一门以这样的视角来研究语言习惯的学科，学习语言要先建立在学习文化背景的基础上。但“文化”的概念也很广泛，比如历史观、美学观和思维方式，都包含其中。以前做语言研究是只专注语言本身，现在主张跨领域研究，比如从历史学家的视角来看语言的发展。
中新社记者：你从事汉语研究40余年，系统研究了中外语言交流史。在你看来，历史上的中外语言交流如何影响了现代汉语？
内田庆市：数十年来，我一直专注于汉语从古至今的演变。特别是近代，中西方语言交往特别多。19世纪后，中国与西方传教士交流往来频繁，这期间汉语里出现了很多“译词”，包含丰富的新概念，非常有趣。比如，汉语里本没有“科学”(science)一词，直到晚清，知识分子才了解到这一西方概念，但也并未直接使用它。后来日本率先将“science”翻译成“科学”，梁启超等人才将这个词带回中国。“经济”也是如此。起初汉语的这个词不包含英文“economy”的含义，而是指“经世济民”。直到随着西学东渐，传教士将“economy”的概念带到中国和日本，日本人将这个词翻译成“经济”，后来汉语里的“经济”才有了今天被广为认同的含义。
此外，早期汉语里的“文学”也不是英文“literature”的意思。《论语·先进》写道：“文学：子游、子夏”，这里的“文学”指以礼乐为主的古典之学……大量类似的新概念自19世纪以后进入到汉语中，对应产生了大量新词汇，也助推了汉语发展的现代化进程。
中新社记者：谈到历史，过去数百年间西方传教士陆续抵达中国，为近现代汉语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与此同时汉语也在西传，近现代汉语是否也为西方语言发展带去了中国元素？
内田庆市：晚清时，中国已有了很多英语课本，但内容多有奇怪之处。例如：“我不能进去”被译为“I no can in the city”。从今天的语法视角看，这有些不可思议。最具代表性的是汉语“好久不见”，被逐字译为“Long time no see”，虽然这并不符合英语表述规范，但很多中国人直到今天还在这样说。19世纪上海开埠后，中外通商，贸易往来密切，百业俱兴，“洋泾浜英语”(英文pidgin，最初被音译为“别有琴英语”或“别琴英语”)由此诞生。它指的就是中外商人在洋泾浜做生意时，中国买办、商人不太懂英语语法，而是按照汉语逻辑直接转化成英语的表达。那时候，中国人就说“Long time no see”，欧美人也听懂了，后来就延用了下来。
1873年，《申报》还曾发表诗文形容“洋泾浜英语”：“生意原来别有琴，洋场通事尽知音。不须另学英人字，的里温多值万金。”(的里、温、多即there、one和two)。这充分体现了当时中外贸易在上海发展的盛景，也是东西方语言文化融合最好的例证。这是一段有趣的历史，但显然，对今天依旧影响深远。
此外，现在欧美很多国家的人，尤其是意大利人常说“Chin、Chin”，其实就是从汉语的“请、请”来的，他们读不出“Qing”中的“Q”这个音，所以就成了“Chin”。干杯的时候、客气的时候，都会说“Chin、Chin”。这样的例子很多，都是中西方语言产生交流以来，汉语给西方语言和社会带来影响的具体体现。(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