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贫富差距世界各国都有一样，校园霸凌世界各国也有，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就拿美国来说，校园霸凌现象并不少见，还有枪击案发生，好像学生书包里都带着一把枪，放任自流。其实，美国的学校、政府和社会对霸凌高度重视，未雨绸缪，零容忍。
美国有一套比较完善防范的系统，可以避免90%的霸凌和暴力发生。新生入学第一天，学校就发给学生一个信息包，里头有校服规定、课程安排、规章制度，还有关于霸凌的信息，图文并茂地明确告诉学生和家长，不仅身体伤害，连口头伤害都纳入霸凌范畴。
起外号是最普通不过的事，看起来无伤大雅，但是美国学校对此很重视。要是一个学生给另一个学生起了外号，班主任或者持有心理教育证书的心理教师，就会及时把两个孩子找来谈话。
老师首先对那个起外号的学生说，你给别人起外号了是吧，你有没有觉得这样做，是对别人的不尊重或伤害呢？然后对被起外号的那个学生说，你觉得他给你起的这个外号，可不可以接受呢，有没有觉得受到了伤害？
接下来，老师还会拿出一份问题选择单，让学生选择哪些称谓是善意的，哪些称谓是不礼貌的，哪些称谓会给对方造成伤害。然后根据学生的选择，给他讲评和做心理辅导，从而让孩子学会了与人相处，学会了善恶分辨，学会了言论自由，努力做到在表达个人喜好的同时，不会对别人造成心理伤害。
就这么一个并不复杂的过程，却包含着深厚的信仰和浓郁的普世价值，没有简单粗暴的灌输，有的只是平等对话和风细雨，孩子容易接受。
我们有句老话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非常有道理，但是太过笼统，西方则把它量化，使其具备可操作性，哪个词哪句话哪个外号哪个说法，是不能勿施于人的。既然口头伤害都会得到及时矫正，行为上的伤害，自然就不容易得到升级。
在西方社会的公众场合，无论彼此什么关系，即便母亲打儿子，老公打老婆，也一定会有人路见不平出手阻止。像彭宇搀扶倒地老人被反咬一口的事，基本不会发生。见义勇为或许有风险，但恩将仇报反咬一口的事，不太可能发生。
而在我们的学校，基本没有这种教育。社会普遍接受恃强凌弱，还停留在丛林阶段。男人打女人，老子打小子，那是天经地义，你要是出手干涉，轻者被骂多管闲事，重者吃不了兜着走。
在美国，如果霸凌发生，家长和相关社会机构，会第一时间收到报告，霸凌者除了面临严厉的校规和法律制裁之外，他的行为还会像违反交通规则、欠债不还一样，作为一个污点，进入到他的档案。比如你在读小学的时候，霸凌了同学，那么这个污点，会一直影响到你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高中升大学甚至就业，成本极高。
像邯郸那三个小畜生那样，从霸凌发展到犯罪乃至恶性犯罪，学校和家庭也无法管束，对于这些未成年罪犯来说，西方国家又是如何处理的呢，不妨看几个实例。
2017年，美国科罗拉多州发生一起惨案，一名10岁的小女孩被发现死在家里，身上有性侵痕迹，最后发现杀人凶手是年仅15岁的艾丹，由于手段残忍，艾丹被判终生监禁。
英国有个14岁的熊孩子叫奈特，仅仅因为喜欢在公共场合吓唬人，就被警察抓走了，法院判其监禁两个月。
同是东方的泰国，只要年满12岁，就得负刑事责任，即便12岁以下，也有处罚措施，要么监禁，要么送到相关机构管束。
1993年2月12号，英国两个10岁的男孩，一个叫汤普森，一个叫维纳·布尔斯，绑架并折磨杀害了两岁大的男童布尔戈。两天后，人们在铁路上，发现了布尔戈残缺不全的尸体。
2月20号，汤普森和维纳•布尔斯被指控犯有绑架和谋杀罪，当年11月被判有罪，成为英国现代史上最年轻的被定罪杀人犯。
评审法官对他们说：“你们犯下了无比邪恶的野蛮罪行，你们的行为既狡猾又非常邪恶！”
审判结束时，法官取消了报道限制。按照惯例，以往未成年人被审判，是不准报道姓名的。那么法官为什么要破例？原因很简单，公众利益高于被告的利益，有必要就幼童所犯罪行，展开知情权的公开辩论。
明朝年间，有两个十来岁的孩子打架，一人致死。报官后，杀人孩童押入牢房。到了吃饭的时候，县令命人端饭给他吃，但是插在碗里的筷子，却一正一反。孩童端过碗，拔起筷子捋顺，这时候就听到县令斥道，以明事理，当斩立决。
这个故事极具寓意，这个县令极有智慧。有些人，活到一把年纪未必“明事理”，有些人尚未成年却很“明事理”，比如这个孩童。既然“明事理”，未成年就不能成为开脱死罪的借口。像那三个小畜生，从他们的作案手段和事后沉着冷静度来看，都是有预谋的，都是“明事理”的。
针对低龄罪犯，美国大多数州，都采用类似明朝县令这种与行为能力有关的测试，根据其“明事理”的程度来量刑定罪，你有多大能力，就承担多大的责任，合情、合理、合法。
对于未成年的法治教育和对少年犯的量刑，不仅考验司法、政府、社会、学校的文明程度，更考验国家的法治氛围。而良好的法治氛围，取决于法律公平正义的含金量，含金量越高，人们就越信仰法律。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患则国患。邯郸三个小畜生恶意故意杀人这个案件怎么判，将直接决定我们以后怎么教育孩子和生育孩子的积极性，甚至会影响国运，这绝非危言耸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