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客户端陈建新
那天我在朋友圈哀悼我的一位初中女同学，简单地讲了一点她的个人历史，只是为了表达我的哀思。不料周维强兄问了一个我猝不及防的问题：你这位女同学考上大学了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但随后我想，他怎么会问这个问题呢？想了想，我才从我和维强兄的差距中找到了答案。维强兄是1982级北师大本科生，大约出生于1964年左右，比我小十岁。而这十年，恰恰是中国社会发生激烈变化的年代。维强兄毕业于嘉兴一中，这是浙江省的一级重点高中，也是嘉兴市最好的高中。他读书时，中国教育回归了正常，四年的高考，让各地高中进入了抓教育质量的新时代，省重点中学在这方面尤其用力。他那年高考成绩骄人，成功进入全国重点大学北师大。他的高中同学，应该还有好多被其他大学录取，所以他想象我的同学也应该有不少考上大学的。
但作为五零后的一员，我不得不说，事实要残酷得多。
我只有初中学历，填了同等学力才被允许参加高考。我所读的杭州市江干中学，是当年为了让我们这些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英雄母亲”的孩子们能上中学而新办的初中，我们是这所初中的第三届学生，在第一二届学长们毕业时，江干中学还开办了带帽高中，师资基本上是原来初中的。
因为时代的原因，我初中毕业就当了工人（当年有一个留城名额，做一个拿工资的工人，要比有一张高中文凭强多了。我是因为我姐姐去黑龙江支边而幸运留城工作的）。
那个时候我的眼界并不开阔，只知道江干区最好的中学是杭五中，其次是江城中学，因为我的一个发小在江城中学读书，我对它了解多一些。江城中学之前叫杭州市第四初级中学，简称杭四初，可见这是一所有一定历史的中学。
那个年代并不重视学校的教育质量，划学区招生，采取就近入学的原则，所以各校的生源差不多，当然知识分子家庭偏多的区域生源好一些。
作为一所老学校，江城中学的师资力量比我的母校强多了。我的发小就读于江城中学，有一次我写了一篇散文习作，他很欣赏吧，就带着我去找他的语文老师请教。这位语文老师大概对我的稚嫩的文笔并不太满意，就随便说了几句，并没有我期望中的指导。我后来知道，这位语文老师是一名优质教师，1977-78年我们参加高考的时候他居然考上了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汉语专业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后来在现代汉语和语言学的研究上颇有建树。
而我的母校，有好几位教师只有中专学历，我最后一任语文老师，大学本科毕业于杭大，就读时处在特殊时期，但即使如此，在江干中学教师中也是佼佼者，可惜我们毕业后他因为家庭原因调往丽水遂昌。
江干中学的教学质量在恢复高考后暴露无遗，这所学校算起来约略有十几届初中毕业生和近十届高中毕业生，初中毕业生居然只有我一个考上了大学，高中毕业生考上大学的也很少，至少我的初中同学继续读高中的，没听说有人考上大学。
我1977年秋冬第一次参加高考时曾经联系过的几位初中同学，读书时成绩尚好，也报名参加了那一次高考（其中有一位读了高中），没一个考上大学。后来我初中班有一位女同学从下乡点回城，读了电大。她是我们初中班毕业时最后一次考试的成绩仅次于我的同学（我毕业时五门课程的考试成绩为全优，她是四优一良。这是毕业最后一次全班开会时她主动跑过来告诉我的。不幸的是，前两年她患了脑梗去世了）。而江城中学毕业的，我所认识的就有四位77级和78级大学生，其中两位成了我大学同班同学，我的发小也于1977年考入浙江医科大学。我猜想，与我同一时期，江城中学起码有近10名毕业生被各种大学在1977-1979年录取。
从生源上讲，当时江城中学和江干中学几乎完全一样（我家邻居有很多幸运地进入江城中学读书，我的姐姐和弟弟也入读于这所中学）。从我熟悉的这两所中学做一个简单比较，我得出了一个结论，一所中学师资的优劣和教学质量的高低，很大程度上会影响该校的毕业生质量。我以前一直认为生源决定学校的质量，现在看来，除了生源，师资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要素。我的母校师资和教学质量之差，在当年的杭州中学里排名可能垫底，幸好那时候全社会都不重视教学质量，让江干中学在杭州教育界混了这么长时间。在这样的中学里学习，一个毕业生考不上大学很正常（当然,在那个年代，即使一个师资力量较强的中学，多数学生也仍然没机会上大学）。
我大学毕业前后，江干中学转制成了杭州市警察学校（转制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当地的生源少了，另一个是学校的教育质量差，无法参与接下来的高考大比拼），所有的老师仍然是这所学校的老师，他们都幸运地穿上了警服。更幸运的是，我们那一带的孩子们再也不用进我的中学母校读书了。
进一步思考，我又发现，十一年停止高考，其实受害最深的是五零后。77和78级高考时有规定，考生必须在32周岁以下，所以理论上只有1946年以后出生的才能报名。但四零后考上大学的并不多，比如我们年级共102人，只有两个人是四零后，不到百分之二。六零后有27人，占总人数的百分二十六多一点，百分之七十多是五零后。从77级招生政策来看，我可以断言，前三年的高考基本上是为五零后弥补历史损失的（我的一个证据是，77级高考时，录取上有政策倾斜，对老三届更严苛，而对工作两年以上的五零后最友善），从80级开始，招生才基本转向应届生，进入常态。即使政策如此照顾，五零后能考上大学的，在同龄人中也是凤毛麟角。比如78级，全国的招生数是考生的6.6%，浙江省是6%。也就是说，浙江省100个考生，只能录取6个。这还是扩招后的比例，在没有扩招前，只有4.3%。当年在年龄上属于应考范围的年轻人，何止那年考生的几十倍上百倍。从这个角度看，我的许多小学和初中同学，无缘接受高等教育，实在是时代造成的失误。
我还从未写过我的中学母校，不料一写就是吐槽。但这只是从今天对中小学教学的一种标准出发的评价。其实我读小学和初中的年代，没有学习压力，小学是半日制，初中虽然变成全日制，但学工、学农和学军占据了不少时间。平时上课，纪律也不严格。我当时在课堂上很会和同学说话，为此，老师和班干部还不得不把我的邻座调离。课后，我最喜欢的是打篮球，和几位同样喜欢打篮球的同学，每天打得昏天黑地。这项运动我是进入初中后才学会，后来工厂7年也是我的主要运动项目。初中时我几乎每天都大汗淋漓地回家，心情的愉快是今天的中学生们很少能感受到的。同学间的关系也很融洽，我学习成绩好，但基本没受到重视，也没听说有哪个同学要在学习上暗暗和我竞争。只有到了考试的时候，坐在我周边和前后的同学才会一个个或明或暗向我预约考试答案，好像也没人觉得这是很羞愧的事情。我则来者不拒，全都满足他们的要求。考试的时候，抄上了答案的小纸条满教室飞，监考老师也都当做看不见。所以直到今天，我们这些老同学还能常常聚会。
与今天很卷的中小学相比，到底哪种学习模式好，还真不好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