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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元年的“减”与“增” 打开边界重塑教育生态

2021年,被称作“双减”元年。随着“双减”政策的实施,国内的教育发生了哪些改变?国内的家长发生了哪些变化?

1月12日,在新浪&微博2021教育盛典的年度家庭教育论坛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督学、中国民办教育协会会长刘林,中国教育学会中小学整体改革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北京一零一中学教育集团校长陆云泉,数字经济智库副院长储殷,海淀著名家长、美育观察员、《拼娃》一书作者张捷和中国植物学会科学传播工作委员会成员、知名科普学者史军五位嘉宾,一起奉上了《“双减”元年一份来自教育行业的年终总结》。

年终总结一“双减”结果怎么样?

自2021年7月“双减”政策出台,全国各地校外培训机构陆续破产、倒闭和转型。截至12月份,国内线下校外培训机构、线上校外培训机构均压减超过80%。与此同时,以新东方、好未来为代表的头部教育培训企业纷纷转型,寻找新的发展路径。

对于“双减”下的教育培训行业,刘林会长归纳总结了五条路,一是倒闭破产,二是完全彻底退出,三是局部退出,即退出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培训,四是将义务教育阶段学科教育与其他业务剥离,选择这条路的主要是上市公司,尤其是境外控股的上市公司,五是转到教育的其他赛道上去。

伴随“双减”政策的实施,教育的重心重新回归学校。那么,“双减”对于学校而言意味着哪些调整和变化?

陆云泉校长坦言,从校外培训转型以后,让孩子们回到校园,如何科学安排校园教育教学把“双减”真正落到实处,成为学校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其中,最为重要的关键点,就是减了以后要增什么。如果减了以后,学生的成绩也减掉了,素质还没提高,这种做法肯定是不可持续的,家长和社会肯定会更加焦虑。

陆云泉校长认为,从学校来讲,减了以后关键是要提高每一节课课堂教学的效率。因为只有上好每一节课,教好每一个学生,才能真正意义上把学生从校外吸引到学校里。同时,在“双减”落实过程中间,必须要改变我们的教育生态,因为原来的教育生态实际上已经出现了某种方面的乱象,我们需要进一步规范和治理。为此,他提出了“打开三个边界”——

一、打开学习的边界,从根本上改变学习就是学习书本知识、强化考试成绩的观念,通过在学校里面开展丰富多样的活动,让学生在活动当中获得成长。

二、打开学科的边界,从根本上改变学科教学就是聚焦中高考科目的局限,通过多样化、混合学科等学习方式提升学科学习内容

三、打开学校的边界,引进外部的教育资源,甚至可以是教培机构的优质资源,让学校课程供给更加丰富、更加优质、更加具有选择性,既能减轻、减少社会和家长的焦虑,又能真正意义上把“双减”工作落实,确保孩子们获得更好的发展和更好的成长。

年终总结二素质教育有什么用?

在教培机构的转型过程中,素质教育成为一个重要的方向。同时,由于学科类校外培训受到严格监管,艺术、戏剧、体育等素质类培训班也出现了一位难求的情形。“大家都将目光转到素质教育,恐怕素质教育会重蹈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的覆辙。”刘林会长不无担忧。

《拼娃》一书的作者张捷也认为,“双减”要减掉的是资本的无序扩张和野蛮生长。资本植入到教育,势必会给广大人民造成很大的负担。现在,鼓励学习钢琴、美术、芭蕾等素质课程,难免会吸引资本涌入,结果一样成为一种负担。

不过,储殷教授并不以为然,认为“素质教育在本质上来讲不是刚需,孩子想玩就玩一玩,到了初中以后基本就会停下来。”

对此,张捷表示,当前的素质教育存在一定误区,即家长并不清楚素质教育对孩子成长的重要性。事实上,素质教育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能够培养分析能力,其次能够培养洞察力,第三能够培养执行力。比如:学习美术会让人变得更加细腻、敏感,参加体育运动可以增加人的执行能力等。美术、体育等素质课程背后的内涵才是作为人立足社会的根本,只有把这些事看清楚才能表明素质教育的作用,以及所培养人的内在核心能力。

作为科普专家,史军更是将素质教育提升到与应试教育同源的高度。他认为,应试教育就像极乐鸟身上两根用来求偶的美丽羽毛。尽管越大越美丽的羽毛更有利于求偶,但盲目加大羽毛的投入反而对其生存造成危害。因此,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之间应该有一个平衡点。

史军特别分享了自己学习“无用之学”——植物学收获的两个基本概念,一个是确定性,一个是不确定性。从确定性角度来看,家长都在不断地发掘孩子究竟适合什么。不过,在攻读博士过程中,他最大的收获却是接受了不确定性,因为没有人知道实验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能得出什么样的结果。“但是,你必须接受这个设定,这就是科学研究。”

年终总结三家长焦虑从何而来?

史军所谈的“不确定性”,实质上正是许多家长焦虑的来源。“绝大多数家长可能在意的事情就是教育的结果,而且非常焦虑教育的结果。”他说道。

刘林会长也认为,家长更多的焦虑是担心在孩子将来能不能考上一所好的学校,是否有一个好的未来。而这个问题则来源于教育的“指挥棒”。其实,早在2000年前后就提出关于“减负”的话题。时至今日,为什么学生们的书包不仅没有减下来,反而越来越重,核心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教育资源不均衡性制约了孩子的个性发展、自由发展和全面优质发展的空间。这是家长焦虑的一个主要来源。

“家长焦虑的原因第一个来自于社会的评价,第二个来自于对孩子期望过高。”陆云泉校长总结道,一方面,社会用人要求的门槛越来越高,导致家长们都希望孩子能够进入名校;另一方面,每个家长都希望孩子更幸福,因而提出了更高的期望。可是,幸福不幸福与读多好的大学和挣多少钱、多高的职位可能并没有特别的正相关。

作为家长,储殷教授却认为,家长焦虑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并且家长的焦虑不是病态的。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家长对于孩子读大学也有了更高的要求,这也是社会的一个进步。从满足上技校,到追求上名校,这种不满足恰恰说明社会有流动的希望。当然,有些家长焦虑确实过度期待,但这并不是家长的问题。当前,部分企事业单位招录、招聘的时候依然存在学历歧视的问题。只有学历被真正公平对待之后,家长焦虑或许才能慢慢调整过来。

张捷则进一步从社会的角度分析家长焦虑的根源——以前孩子基本上都比父母学历高得多,因为父母学历起点非常低,现在变成大量的孩子起点要比父母高,这是一个重大的社会变化。由于大量高素质人口涌入核心城市,这些群体对于子女又有着高于自己的期望,因而寻求个中优质的教育资源,导致拼娃现象越来越普遍,最终形成了一种扭曲的竞争。所以,一旦子女教育层次不及自己,就会造成很多家长心里受不了。

年终总结四如何做名合格家长?

既然家长产生焦虑的原因众多,但是面对孩子如何做一名合格的家长?

刘林会长提出两点建议,第一,家长应该积极学习现在的政策,了解现在的信息,特别要积极地关注“双减”带来的治本措施,从而为孩子将来能够健康成长做出更好的选择。第二,要多尊重孩子,尤其要尊重孩子自身的个性和孩子的成长规律,找到适合他成长的路。只有找到一条最适合他的路,才能让孩子更好的成长。

陆云泉校长也从两个方面谈了自己看法,第一个方面,家长不要把自己没有成功或者没有实现的愿望,完全让孩子帮助家长实现愿望。第二个方面,在“双减”引领下,家长一定要和学校配合,学校的事由学校去管,家庭教育的事由家庭去管,各负其责、各归各位。“别要求孩子做那些你都做不到的事。”储殷教授也有类似的看法,“我们大多数时候要求自己孩子的时候,最好看看自己能不能做到,多点换位思考,多点同理心就好了。”

张捷则着重提出两个“要点”,一是不要把孩子养成“懒骨头”。人的天性是好吃懒做,一旦把它释放出来就没有救了,所以一定不要让孩子懒。二是家里再有矛盾,跟老师的做法再有矛盾,一定要记住在孩子面前服从老师。如果老师在孩子面前没有了权威,就无法达到“教”的教化作用。

“核心要素是家长一定要明白孩子是什么样的。‘一岁看大,三岁知老’,这是有道理的。”史军表示,在这种条件下,能尽可能地帮助孩子有更好的条件选择一个更适合他的学习成长道路,这是家长需要做的。只要这样做了,一定是会有一个好的结果的。

“我们要给孩子设定的是一个既定的过程,而不是一个既定的结果。”史军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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