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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翻译实践的外国文学研究
——吴笛教授访谈录
王娅婷 吴 笛
摘要：吴笛现为杭州师范大学钱塘学者讲席教授，浙江大学文学院二级教授，兼任（中国）中外语言文化比较学会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英国文学分会副会长、 国际期刊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A & HCI）副主编。他在英语诗歌、俄语诗歌、文学翻译等研究领域著述甚丰。本次访谈围绕吴笛教授的治学之路、翻译之旅以及学者之途展开。吴笛教授从译者和研究者的角度强调文学研究的世界文学意识和跨学科视野，以及多语种翻译实践对于外国文学研究的意义。他认为文学翻译实践是感悟文学经典魅力的重要途径，也是把握文学经典精髓、激发文学研究创新思维的理想途径。
1. 文学之旅
采访者：王娅婷（以下简称“王”）吴笛老师，您好，非常荣幸能采访您。您出版了多部英国文学研究著作，诸如《英国玄学派诗歌研究》《哈代研究》《哈代新论》等，请问您是如何与英国文学结缘？
受访者：吴迪教授（以下简称“吴”）谈到我与英国文学的结缘，事情得回到20世纪80年代初。那个时代，国家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外国文学在打开窗口、融入世界，以及提升国民文化素质、重塑“文化中国”宏大形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也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对英国文学作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遗憾的是，当时外国文学译著相对较少，重要的译著不仅很难买到，而且在图书馆也很难借到。而图书馆的外文书库则很少有人光顾，这里也成了我阅读外国文学作品的理想场所。我当时对英国现实主义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阅读过多部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作品，并且非常喜爱狄更斯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埃德温·德鲁德之谜》（The Mystery of Edwin Drood）。由于没有中文译本，我就产生了将此部作品翻译成中文的想法。经与新华出版社联系，征得同意后，我于1983年开始着手翻译，并于1985年完成，由新华出版社出版。该书作为我第一部从英文翻译的长篇小说，其中的艰辛和愉悦可想而知。这部作品的翻译对于我的翻译实践以及相应的学术积累都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这部30多万字的译著，我是以一丝不苟的精神进行翻译。2012年，该译著出版二十多年之后，作为第15卷收入《狄更斯全集》。当时我本想重新校译一遍，但对照原文审阅了部分章节之后我对自己年轻时翻译的英国文学名著仍感到颇为满意。于是我没有改动其中任何文字，哪怕一个“的”字也没有增删。可见，年轻时的翻译实践以及培养严谨的治学态度十分重要。至于您提及我的一些英国文学研究著作，其实都是基于文学翻译实践而展开。因为我翻译过很多英国诗歌，所以在撰写《英国玄学派诗歌研究》和《比较视野中的欧美诗歌》时，就显得得心应手。正是由于英诗翻译实践，我才意识到英国玄学派诗歌在我国研究界作为断代文学史研究的意义所在，于是以此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并成功立项。而《哈代研究》和《哈代新论》等著作，我是完全基于《哈代抒情诗选》和《苔丝》（Tess of the D’urbervilles）等译著的翻译实践。有了对文本更为敏锐的感悟和深刻的记忆，撰写专著的过程也就相应比较愉快，也比较顺利。
王：请问您最喜爱英国文学中哪些类型的作品？
吴：由于在我研究生学习阶段以“外国诗歌”作为研究方向，我最喜爱的英国文学类型自然就是诗歌作品了。当然，我在喜爱阅读的同时，还有一个习惯性的爱好，就是每当读到优秀的英诗，就有将英语诗歌作品翻译成中文的冲动，以便让更多的读者欣赏和理解。所以，就英国文学而言，小说类作品，我翻译过的长篇小说只有两部，一部是哈代的《苔丝》，一部是金斯利·艾米斯（Kingsley Amis）的《反死亡联盟》（The Anti-Death League），都是20世纪80-90年代翻译出版。而英国诗歌作品，我除了零星的英诗汉译，比较系统性地翻译了四位英国诗人的诗歌作品，分别是《雪莱抒情诗全集》《夏洛蒂·勃朗特诗全集》（下）《哈代抒情诗选》以及《劳伦斯诗选》。不过，回想起来，这些也都是在20世纪90年代翻译出版。21 世纪以来，我的工作重心从外国文学翻译转向了外国文学研究。
王：除此之外，我还了解到您参与主编了10卷集《普希金全集》以及《世界诗库（5）》（俄罗斯·东欧），请问您是何时走入俄罗斯文学的世界？
吴：说到何时走入俄罗斯文学世界，应该是20世纪80年代。我在今年刚刚出版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成果《俄罗斯小说发展史》的前言中，写过类似这样的话：我最早真正接触的外国文学是俄罗斯文学，我的第一部外国文学译著，是四十年前——1983年出版的俄罗斯作家邦达列夫（Юрий Бондарев）的重要作品——俄罗斯“战壕真实派”的代表作《最后的炮轰》（Последние залпы）。这部作品通过主人公诺维科夫和莲娜的战地爱情以及悲惨结局，渲染了战争的残酷，体现了反战的思想。而我主编10卷集《普希金全集》以及《世界诗库·第5卷·俄罗斯·东欧卷》等，都是后来“不忘初心”的体现和延伸。
王：您认为俄罗斯文学作品与英国文学作品之间存在什么差异？
吴：由于历史文化和社会语境的限定，俄罗斯文学作品与英国文学作品之间无疑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这不仅体现在主题思想，也体现在创作手法层面。英国文学作为西欧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历程与法、德等国同步，不仅在中世纪就在英雄史诗和谣曲等方面有着辉煌的成就，而且在文艺复兴文学、古典主义文学、启蒙主义文学、浪漫主义文学、现实主义文学等方面，有着一脉相承的谱系。而俄罗斯文学仿佛没有这种谱系，而是在西欧文学多种思潮的作用下、在特定的时间里发展起来。以诗歌创作为例，无论是文艺复兴时期莎士比亚、斯宾塞（Edmund Spencer）等诗人的十四行诗，还是17世纪多恩（John Donne）、马维尔（Andrew Marvell）等英国玄学派诗人群体，在俄罗斯诗歌中都没有出现。进入18世纪之后，俄罗斯文坛才终于结束长达七百多年的“古罗斯文学”，开始了诗歌创作新的征程。彼得大帝实行社会改革政策之后，俄罗斯诗坛随着社会思想的演变而发生了急剧的变革，涌现出了许多优秀诗人；并开始改变与世界文学主潮脱节的弊端，主动学习西欧的先进文化，学习西欧的诗歌创作技巧，力图融入世界诗坛。自18世纪30年代开始，经过六十年的不懈努力，俄罗斯诗歌中的古典主义以及启蒙主义得以成熟，接着又以大约十年的时间，在卡拉姆津（Николай Карамзин）、德米特利耶夫（Иван Дмитриев）、杰尔查文（Гавриил Державин）等重要诗人的创作中，突破了古典主义的思想桎梏，为感伤主义思潮的兴起和浪漫主义诗歌的发展拓展了道路，并且为19世纪上半叶俄罗斯诗歌创作的辉煌、为俄罗斯诗歌“黄金时代”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然，人类文化毕竟有着内在的价值关联。即使在中世纪，英国的英雄史诗《贝奥武夫》（Beowulf）与古罗斯的《伊戈尔远征记》（Слово о полку Игореве）、英国的谣曲与古罗斯的谣曲、“壮士歌”等民间诗歌，在创作手法以及反抗异族侵略和爱国主义情感的颂扬方面，都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王：我还了解到您主编了多部汇编文学集，请问您在选择收录的文学作品时有什么标准？
吴：主编翻译作品集时，需要考虑的内容和标准是多方面的，主要涉及学术性、系统性，可读性，以及教诲功能、认知功能等方面。根据不同的目的，具有不同的选择标准。在编译《世界诗库（5）》（俄罗斯·东欧）以及《外国诗歌鉴赏辞典·古代卷》，我主要考量的是学术性和系统性，注重客观性。选择作品时，主要依据作品的学术地位，对于重要的诗作，尽量避免挂一漏万，而不是根据个人的喜好。而对于10卷集《世界中篇小说名著精品》和20卷集的“想经典”系列丛书这样的读者较为宽泛的文集或以青少年为目标读者时，我主要考量的是可读性。当然，在可读性的前提下，尽量选择尚未被译成中文的重要作品，旨在为我国读者提供更多的精神食粮。
2. 踏上译途
王：前面您提到1983年出版的《最后的炮轰》是您的第一部译著，请问您是如何走上文学翻译这条道路？
吴：现在回想起来，我走上文学翻译这条道路已有四十多个年头，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大学毕业后，我留在安徽师范大学外语系（现外语学院）任教，学校给我们几名青年教师安排了指导老师。其中，在口语和阅读方面，指导我们的是俄籍古莎科娃老师；在文学史和翻译方面，指导我们的是力冈老师。力冈老师是我国著名俄语文学翻译家，记得当时他正在翻译《别林斯基传》（В. Г. Белинский）和《静静的顿河》（Тихий Дон）等作品。他在给我们上小课的时候，总是以自己的翻译实践为例，进行讲解，使我很受启发。能够走上文学翻译和文学研究的道路，我深受力冈教授的影响，也深受后来我的研究生导师飞白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坚教授的影响。我和力冈老师合作翻译了《含泪的圆舞曲——帕斯捷尔纳克诗选》，我与飞白老师合作翻译了《梦幻时刻——哈代抒情诗选》，我与陈坚老师合作主编了三卷集《夏衍全集·译著卷》。这些老师都是在学术道路上引导我前行的灯塔。
王：您最享受哪部作品的翻译过程？
吴：可以说，每部作品的翻译都是艰辛的历程，同时又是值得享受的过程。这种享受，主要是因为寻找到了合适的表达方式，传达出了原文的形式和内容。在翻译《苔丝》的过程中，面对奶牛场等自然场景的描绘，译文顺畅时，我感到很是享受；在翻译诗歌时，诗歌韵律的恰当处理，也是非常值得享受。19世纪英国抒情诗人雪莱是十四行诗体重要的实践者，从创作初期的《致华兹华斯》（“To Wordsworth”）到成熟时期的《西风颂》（“Ode to the West Wind”），他以十四行诗体的形式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抒情诗作。他在承袭彼特拉克诗体和莎士比亚诗体的同时，勇于创新，以富有变幻的新颖的形式为这一诗体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所以，译文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较好地体现出原作的精神实质时，很是令人享受。譬如《西风颂》打破了英国十四行诗的传统形式，采用但丁的“连锁韵律”（interlocking rhyme）与英国十四行诗相结合的方式。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必须体现这一形式，以大致的“顿”来表现音步，以同样的“ABA BCB CDC DED EE”这一韵式来体现原诗的风采。而每当实现了这一理念，做到了神形兼顾时，所获得的满足和愉悦是难以言表的。
王：俄国文学和英国文学您都翻译过，请问您翻译时，是直接对照原文本，还是也会适当参考其他语种的译文？
吴：以英语文学为例，有些经典作家作品，如莎士比亚等，其作品应该都被翻译成俄文。同样，俄国作家的一些重要作品，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很多作品,也被翻译成英文。但翻译时必须依照源语的版本。也许其他译本也具参考意义，但由于翻译涉及翻译理念和翻译风格，跨语种参考的价值十分有限。我在翻译过程中不会去参照其他语种译文。但如果是翻译自己不熟悉的小语种国家的作品，那么就必须通过熟悉的外文译文进行转译。还有，如果是少数场合找不到源语版本，而不得不根据其他语种进行转译，也应在译文后面标注说明。这样，避免偶有不同的表述被人误解。
王：请问在翻译这两种语言的文学作品时，您会感受到语言不同而带来的翻译差异吗？
吴：因为我不是进行英俄或俄英互译，所以一般不太关注两种语言的差异，更多的是关注具体作家作品的创作风格和语言技巧。不过，英语和俄语尽管属于不同语族，但也有不少单词，尤其是一些新词，在拼写和发音方面存在相似之处。这样在翻译过程中，基于对某些单词拼写的感悟，也会有助于翻译中的理解和认知。当然，语言之间有许多共通之处，这应当充分关注。所以，多语种翻译实践是理解原文、感悟文学经典魅力的重要途径，也是把握文学经典精髓、文学研究创新思维的理想途径。
3. 翻译理念
王：《苔丝》是我最喜欢的一部小说，我注意到小说中涉及了一些口语化、方言化的文字，您在翻译时处理得很有特色，比如“have a quart of beer wi’me”译为了“与俺喝一盅提提神”。您在小说翻译中是不是经常采用这种融入“目的读者”的“归化”策略？
吴：我觉得无论归化翻译或异化翻译，取决于原著的文化语境和精神内核，也取决于原著国家文化与我国文化的交流。一般来说，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不太为译入语国家的读者所熟悉的时候，异化翻译会增添源语国家的异质文化的特色，为译入语国家的读者提供必要的借鉴。然而《苔丝》作为英国文学中的一部重要作品，英国文化已为我国广大读者所深入领会，在这一前提下，可借鉴的异质文化的成分就十分有限了。翻译过程中，我觉得更应采用异化归化并举的方法，所以，诸如将“have a quart of beer wi’me”译成“与俺喝一盅提提神”，在形式和语义上是紧扣源语文本的，也是符合主人公的文化修养和地域色彩。所以，这样的翻译更多是异化归化并举，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归化翻译。
王：您在《浙籍作家翻译艺术研究》中提到，归化、异化不是简单的静态概念，而是基于民族文化语境下的动态选择（吴笛, 2009:257）。您在书中也探讨了不同社会历史背景下,《鲁滨逊漂流记》（Robinson Crusoe）的译文风格。请问您认为现在的社会背景下，小说翻译应该采用何种翻译策略？
吴：在拙著《浙籍作家翻译艺术研究》中，有一章谈及小说翻译时，以不同时期的《鲁滨逊漂流记》的译本为例，说明小说翻译经历了从“归化”—“异化” 的游移到“归化”—“异化”和谐结合的发展历程。翻译艺术的探索和变革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和发展。在我国翻译文学起始时期，西方小说在我国的翻译经历了从文言文意译到白话文直译的转变：文言文意译属于归化，而白话文直译又属于异化，21世纪的一些优秀译本则是归化异化并举。这一历程与我国的文化发展密切相关。归化也好，异化也罢，都离不开译入语的历史文化语境。“归化”应该是以贴近原文、吸收外国先进文化为目的而进行的“归化”，“异化”也是应该建立在符合译入语的语言规范和文化语境并且被本民族读者所接受的基础上实现的“异化”。离开了民族文化语境，翻译实际无从下手。所以，涉及当下，我认为在翻译过程中，翻译策略更应兼顾异化和归化，有时也可有所侧重。如果我们翻译目前还不太为我国读者所广为熟悉的一些国家的文学作品，譬如一带一路沿线一些小语种国家的作品，其中包含较多的异族文化特质。为保存这一特质、促进我们借鉴，此时采用异化翻译的手法也是可取的。待到这些异族文化的特质被我们消化吸收之后，归化翻译就更有立足之本了。小说不同于其他形式的翻译，它不像诗歌翻译那样强调神形兼顾，不像科技翻译那样强调直译严谨，不像外交政论翻译那样强调绝对准确、容不得一丝一毫的“创造性叛逆”。小说翻译在一定程度上要求译者具有自觉的“创造性叛逆”精神，但并不需要将这一精神无限扩展，而是需要译者根据原作的内核，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劳动，用另一种语言逼近原作，再现原作的精神和风采。
王：您也曾提到诗歌翻译具有创作的内涵，诗歌译者在翻译中还充当诗人的角色，“因为需要用诗的形式、诗的语言来表现原诗的思想与意境：但是，译者又不完全是一个诗人，不能像诗人那样随心所欲地展开想象的羽翼”（吴笛, 2023a:5-6）。请问您认为译诗的主要困难是哪些？诗的结构、甚至标点，译者是否需要完全忠实？
吴：诗歌翻译不同于小说翻译之处，在于两种文学类型的区别。小说翻译主要是传达原作的内容和思想，尤其是小说的情节。而诗歌常常是没有情节，即使部分长诗具有情节，那也不是首要的。诗歌翻译更重要的是传达从意象中升华而出的意境和情感以及诗歌构成要素中的韵律、节奏等音乐特质。在具体诗歌翻译过程中，主要的困难自然是如何传达这一音乐特质。能否将西方诗歌中的音乐特质表达出来，是诗歌翻译得失的一个重要方面。可以说，诗歌的可译性直接与音乐性相关。弗罗斯特（Robert Frost）所说的诗歌就是翻译中所丧失的东西，所指的也主要是诗歌中的音乐特质。而传达诗歌中的这一音乐特质，对于译者来说,无疑是一种富有挑战意义的艺术追求。
至于诗的结构以及译者是否应该忠实这个问题，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也就是说，翻译诗歌，不能忽略诗歌微观的内部词语结构，也不能忽略诗歌宏观上整体逻辑结构的和谐贯通。诗歌语言往往不同于小说语言，为了韵律和节奏的需要，往往在诗中变化常态性的次序，颠倒诗句的文字的排列，以便形成“错位”，化常为奇，加强诗的气势。尽管存在这种现象，尽管有些诗人声称自己在诗歌创作中具有自由使用词语结构的权力，但各个词语之间的密切关联仍不可忽略。在翻译过程中，如果不弄清每个词语的微观结构或句法功能以及作品的宏观逻辑结构，就难以与原作者形成共鸣。有时，哪怕只是一个标点符号，也会对诗歌的语义结构产生根本性的影响。所以，在重视译者的艺术个性、译笔的神奇活力的基础上，应坚持将译文的忠实、包括对原作结构要素的传达，放在重要位置。
4. 译与研途
王：您还主编了《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研究》，在多卷中您都探讨了不同文学作品的译介传播，现在学界将译介分为五个部分：“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途径”“译介受众”和“译介效果”，您认为文学作品译介中最重要的一环是什么？
吴：八卷集《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研究》是我主持的同名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最终成果，不仅涉及对文学翻译传播问题的宏观探讨，而且也涉及到对具体翻译文本的研究。
至于“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途径”“译介受众”和“译介效果”这五个部分，出自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的5W模式。在翻译研究中，这五个部分属于相互关联的研究范畴，譬如你对我的这一访谈，则属于“译介主体” 研究。在译介中，五个方面环环相扣。作为传播学，首先关注是自然的传播效果；但作为一名译者，我觉得关注的焦点应该落在“内容”上。译者应该根据不同受众的生活经历和文化修养，选择恰当的翻译方法，作用于作为内容的翻译文本，力求取得理想的传播效果。不过，传播效果是否理想涉及多方面因素，很多情况下难以为译者所左右；而作为译者，首要的就是提供理想的译本。
王：通过跨媒介改编和跨文化传播，文学经典从而获得了新的生命（王卓, 2021:78）。就跨文化传播而言，您认为翻译在推动文学经典化的过程中具体产生了哪些影响？
吴：文学翻译在文学经典化以及再经典化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一部文学作品能够成为经典，翻译功不可没。世界文学的发展充分说明，文学翻译在文学经典化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存在于宏观层面，是至关重要的。没有文学翻译，就不可能存在世界文学经典。文学经典正是从不断的翻译过程中获得再生，获得流传，得以经典化。以古代罗马文学为例，正因为有了对古希腊文学的翻译，才有了对古代希腊文学的承袭。同样，古希腊文学通过拉丁语的翻译，获得了新的生命，得以经典化，以新的形式得以流传。而古罗马文学，如果没有后来其他语种的不断翻译，也会必然随着拉丁语成为死的语言而失去自己的生命。所以，翻译的使命和目的不仅在于使得文学作品再经典化，更为重要的是，服务于译入语国家的民族文学和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所以我曾说过，文学翻译的目的就是建构翻译文学，如今我依然这样认为。
王：您在前文提到，自18世纪开始，俄罗斯文学进入了“新阶段文学”，“俄罗斯文坛开始了与世界文坛接轨的思想探索，从而逐渐改变了游离于西欧文学之外的闭塞格局，以及与世界文坛主体脱轨的现象”（吴笛, 2023b:90）。可见，吸收他国文化对本民族文化发展有启迪作用。您认为外国经典作品对我国文学创作产生了哪些影响？
吴：外国文学与我国文学创作具有一种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互动关系。同时，翻译家与作家之间也存在着相辅相成的良性关系。自19世纪中后期以来，西方文化被译介到我国。尤其是五四运动以后，外国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以及人们的日常文化生活都产生了十分显著的影响。这些影响不仅体现在人道主义思想的呈现、人性的弘扬、人的内心世界的挖掘和展现等主题方面，也表现在各种艺术手法的借鉴和运用等方面。我国作家在充分汲取外国优秀文化的基础上所完成的作品，语言更为丰富多彩，思想也更为深刻，创作技巧的使用也更为娴熟。反过来，我国的文学翻译家也从民族文学的阅读和感悟中获得启迪和营养，这些又作用于相应的译作。
王：正如您提到的外国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以及人们日常生活产生了显著的影响。那么，中国文学（不论是古典文学还是现代文学）是否对外国文学创作产生了影响？
吴：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其目的就是为了文明互鉴、相互吸收有益的成分。外国文学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进程；反过来，中国文学也对现当代外国文学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以我熟悉的英美诗歌为例，英美意象派诗歌就受到中国文化的重要影响。意象派诗歌的诗体改革，以及音节、音步等相关概念的革新，都与中国文化的影响有关。譬如，中国的象形文字就明显地作用于意象派诗歌的生成，中国诗歌中以“字”为结构单位的认知模式，就极大地作用于我们熟悉的诸如庞德（Ezra Pound）的《在地铁车站》（"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的《一辆红色手推车》（"The Red Wheelbarrow"）等意象派诗歌的代表作。这也是我们如今强调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意义所在。
王：感谢吴笛老师的分享！特别感谢您给予我们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
（本文首次发表在《山东外语教学》2024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