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内卷的重灾区。年轻父母被各路焦虑裹挟变成“虎爸虎妈”，使得教育成为一场从孩子出生就开始的军备竞赛。
孩子负担重是中国教育的突出问题，也是经济社会竞争日益加剧的一个映射。长江商学院刘劲教授认为，推行减负要从需求端找答案，要让孩子做更有效的努力。
负担重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减负应该怎么减？希望今天的文章能带给你更深入的思考。
作者|刘劲
来源|财新
近一年来，培训巨头好未来和新东方的股价跌了90%。上周更是一天就再次腰斩。起因大概率是上周出台的一揽子“减负新规”。
资本市场的反映说明大家对“新规”吃了一惊。其实，按道理不应该如此，因为一年来的教育政策调整都在此方向变化，所以这一惊主要是吃在“新规”的力度上。资本市场没有想到力度会这么大，这么彻底。
“新规”的出台是为了解决一些K-12学童的教育问题。目前看来，大多数人认为这些问题主要有两点：
一是过多的课外补习影响了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二是这些课外补习的成本使很多家庭不堪重负。
因此不仅挤压其他方面的消费，还会遏制父母生二胎三胎的动机。
生育率下降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新规对它的影响估计微乎其微。
由于中国长期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很多人以为生育率下降是计划生育政策使然。前期确实是，因为很多人想生但不敢生，如果违规多生的还要受到重罚。但实际计划生育政策在后期的执行已然很松散，人们早已从不敢生转化成了不愿生，放开二胎后生育率也仅有非常短暂的变化。
生育率下降是全球所有富裕国家经济发展后的共同现象，影响因素有多种而且持久。在亚洲，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的生育率都不高，而且是多年在持续下降。而美国和欧洲的情况也是一样。
美国和日本生育率都很低。美国之所以能保持人口总体的增长，是因为合法和非法移民，而日本的文化由于相对排外，所以人口数量总体在下降。
移民的数量在中国的人口结构中可以忽略不计，所以中国人口增长的发展趋势和我们亚洲的邻居们非常相似。
目前在对生育率进行的大量研究中，主要对生育有重大影响的因素，比如医疗进步、财富增加、男女平等等，实际都是不可逆的，所以目前解决人口老龄化最有效的方式可能是移民政策。
“新规”的效果会怎样？这需要回到问题的本质：为什么中国的小孩子负担这么重？
孩子的负担重，是经济社会竞争日益加剧的一个映射。
中国人自古就崇尚教育，到了现代更是这样。但这种文化有它底层的经济逻辑：古代读书是为了科举考试，考上了就能当官，过上好日子；现代社会，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也不怕”。古代的科举变成了现代的高考，考上了大学就会有更多、更好的工作机会，考上了北清复交就几乎能保证走到中产阶级的前列。
教育和升学的重要性在世界所有国家都非常相似。
即使是美国所谓“放养式”的教育体制，家长和孩子们对考上哈佛、耶鲁这样的学校也是想尽办法、趋之若鹜。
一个人事业上的成功与否，和上哪个大学的绝对关联并不大，最重要的因素是综合能力。
绝大部分社会的成功人士都不是所谓名校毕业的。但反过来，名校的毕业生从平均的角度确实比普通院校的人要更成功些。
这种平均优势，有多少是因为名校的培养，有多少是因为名校本身有幸招到了优秀的人才，还很难说。无论怎样，名校的品牌效应是实实在在的，越有名的学校，毕业生的机会就越多。像马云这样在普通院校毕业的学子，没有品牌优势，所以要想有大成功必须自己创业。
这里要强调的是，学校品牌的作用只是打开社会机会的敲门砖，进门以后，拼的还是综合实力，因此品牌的优势可能非常短暂。
有了工作经验以后，新的品牌是靠工作成绩建立起来的，对30岁以后的人来说，学校的品牌重要性会越来越淡薄，而工作经验越来越重要。
教育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赋予孩子在社会中成功的要素。从上面的分析中不难看到最重要的是培养综合能力，而不是上什么名校。
但为什么绝大多数家长会把几乎所有的精力都放到考学上呢？我觉得主要有两个原因：
1.综合能力的培养是长期性的
首先是综合能力的培养是长期性的，大家虽然知道重要，但由于不紧迫，就很难坚持；而升学考试是短期的、眼前的压力，所有家庭都必须时刻应对。
这点很像上市公司，因为有每个季度业绩的压力，就经常不能力排众议，做对公司长远有利但不能马上见效的事情，而把注意力都集中到本季度的业绩上。
2.综合能力难以度量
第二，综合能力包括批判性思维、领导力、主动性、艺术鉴赏力等等，大多是隐性的指标，虽然重要但很难度量。而考试升学都是显性的成就，自然而然就会吸引家长们的注意力。
一旦家长把注意力聚焦到考上名校，综合能力的培养常常会退居二线。一切的努力都会集中到考取名校的分数上。
我们曾研究过美国的高校录取体制，名校的录取一方面依赖标准化考试分数，还需要高中成绩、课外活动、推荐信、特殊成就的展示等，所以家长们就会在所有这些指标上下功夫。
中国相对单一，主要就是高考成绩，所以大家就把所有的努力集中到考试上。
虽然准备的方式非常不一样，中美家长的核心逻辑实际上是一样的，就是想考入名校。
但名校的名额是有限的，有人进去就一定有人要被刷下来。名校之所以有名，低录取率是核心要素之一。
所以名校的竞争是个完完全全的零和竞争。在这件事上，家长和孩子们的努力已经不是为了孩子自己的成长，而是为了打败其他的竞争对手。
在商业界，人们往往把这种竞争叫“恶性竞争”。之所以是恶性是因为很多的努力并不能帮助培养真正能用的综合能力。
备考必然有很大死记硬背的成分，刷题是被动的，而解决现实世界中的问题需要主动型的批判性思维。
所有对综合能力没有帮助的努力都是对学生时间和精力的浪费。但是，既然游戏的规则本身就是零和竞争，孩子们就只能跟着规则走。所以孩子们就一方面很累，一方面又学不到很多真正使用的东西。这就是应试教育带来的弊端。
应试教育不见得一定是不好的，这要看考试的内容是否真的对孩子有用。在理想状态下，如果大学入学的评估条件以综合能力为核心，那准备的过程就是深化教育的过程，可以对孩子的长期发展大有益处。例如，一些发达国家的教育制度在尽量往这方面努力，所以学生并非天天准备考试，而是在各个评估侧面试图全面发展。
一个为中国孩子减负的方法或是改革高考本身的内容和形式。
诸如SAT、ACT这样的标准化考试，通过集中训练可以起到一些作用，但其语言和逻辑部分靠的更是孩子长期的读写、分析积累，而这些能力是综合能力里非常重要的部分，复习考试的过程实际也是努力提高综合能力的过程。
同时，在一些国家中，类似于高考的考试孩子们可以考很多次，而且大多数学校是取多次最好的单科成绩，所以基本可以保障考试成绩是能力的反映，而非临时发挥问题。这种政策自然是对心理上的减负。
但在中国做更全面的高考改革目前看来非常困难。
一些海外名校之所以能从综合能力入手是因为大多数名校都属于私立，所以其教育政策，包括招生，有很强的独立性。中国的名校都是公立的，会受到社会政治的约束。
在收入与财富分配差距、区域差距、城乡差距的背景下，高考是中国社会阶层流动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手段。虽然高考内容还有很大优化的空间，但其标准性和公平性却是社会广泛认可的。任何对高考制度的改革都必须维持这些特性。
所以，中国的高考制度必然催生老百姓两个层次的教育选择，绝大多数的家庭由于条件限制，从小就让孩子们加入体制内极其激烈的升学竞争中，而一些比较富裕的家庭，因为知道应试教育的弊端，更加注重综合能力的培养，就选择了出国留学的道路。
国外的教育质量不见得就一定比国内更好，出国留学最大的好处实际是可以避开高考这种残酷竞争和对孩子长期成长没有太多好处的死记硬背。当然，它的缺点是成本奇高，很多家庭将在很长时间内无法收回出国教育的成本。
对于加入体制内教育系统的孩子们，压力是非常大的。中国面临教育资源有限的挑战，眼下一个提高效率的主要思路是对孩子们进行分流，有天赋的重点培养，没有天赋的走职业培养的道路。
这种分流一次在高考，一次在中考。所以，高考的压力自然不用说，中考的压力使整个初中都处于备考状态。
为了更为有效地分流，很多学校把孩子分为快慢班，这样就更进一步地把备考的压力带到了小学，小学的压力再进一步带到学龄前……
“不要让孩子输到起跑线上”，课外辅导是家长对应试教育竞争的一个自然反应。这个行业的兴起和行业里公司的广告和营销策略没有关系，直接和核心的驱动因素是分流教育体制。说一句玩笑话，假设哪天高考取消，以抓阄的形式进入大学，课外辅导行业估计会很快消失。
所以，当我们分析课外辅导行业对社会的影响时，我们要看它的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因素。行业的供给本身其实问题不多，主要的问题在行业的需求上，而需求的决定因素是教育制度和体系。
那么，在这种分流教育体制的总框架下，如何让孩子减负？
一个可行的政策是让分流更加精准，真正有天分的孩子不会被偶然因素刷下来，而如果不幸被刷下来了，还有机会补救。
在中考分流后，让没有考上高中的技术专科学生继续保有进入大学的可能性，即通过后来的学习和考试，优秀的学生可以重新转入高中和大学深造。
有了这种可能性，中考和高考就不是决定人生命运的一锤子买卖，而只是两个重要的节点。对考试的恐惧下降了，自然所有的家长和孩子都能平和很多。
既然课外辅导的需求来自于制度和体系，真正对孩子的减负一定得来自于制度的改善。
减负的目的不是让孩子不努力，而是要让他们做有效的努力，尽量较少对长期成长无用的应试浪费。
“新规”中对课外辅导机构的规范要求当然没有错，但整体来讲，这是否会变相提高辅导在供给上的成本？
乍一看，家长们可能会欢呼雀跃，如果大家都不补课备考，那孩子们不就可以逃离这种零和竞争了吗？然而，前面分析了，问题的要点不在供给上，而是在需求上。
只要考试体制不变，孩子们就还在竞争。大众化的辅导机构没有了，小众化的、高成本的辅导会应运而生。
我们需要去警惕和避免两种后果：
一是在高成本的环境中，中产阶级家庭要在课外辅导上付出更多的经济成本，家庭负担不但不减少，反而增加；
或者是有些家庭被高成本挤出了市场，而剩下的只有富裕家庭，从而加重了社会的不公平，减小了阶层间的流动性，和共同富裕的理想背道而驰。
我们常说“江南出才子”，很少有人问为什么会这样？实际是古代江南富庶，富豪家庭的数量大大超过北方。古代教育成本高，只有富家人出得起钱，请得起私塾，所以总能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
如果我们希望建立一个共同富裕的社会，才子不应该仅出在江南的深宅大院里，而应该让所有的孩子都有共同的机会。
既然是这样，有什么方法能够有效地对课外辅导的需求进行管理，真正做到对孩子的减负？
这需要在需求端找答案：课外辅导的需求来自于家长和孩子，家长得出钱，孩子得花时间。如果孩子把时间都用到培养综合能力上，自然就没有更多的时间去做备考补习了。
或许一个可行的办法是减少家庭对孩子时间的支配自由度，这样就能实质性地减小对补习的需求。
如何做到这一点？
可以把中小学的上课时间延长到下午6点，延长课间的休息，增加体育、艺术、演讲、辩论、手工之类对综合能力有帮助但大学入学不考的内容。这样，孩子们在学校就完成了大部分综合能力培养的内容，回到家，即使家长安排了补习，也没有多少时间。
综上所述，孩子们的负担重归根结底来自于现阶段教育体系的特殊形态。家长们在备考补习上的“军备竞赛”是对应试教育体系的自然反应。
这种零和竞争，由于其外部性，必须由政策手段介入才能缓解。
一个形象的比喻是好比大家都坐着看电影，有人想看得更清楚就站起来，但这会引起连锁反应，最后所有的人都得站起来。为了杜绝这种零和竞争，需要政策介入，规定让所有的人都不能站起来。
要实现真正的减负，就要深化教育体系改革，把中考、高考的内容尽量向综合能力靠近，这样备考的努力就能有长期的正面作用。
同时，通过减少家长对孩子自由时间的支配可以减轻整个社会对无效竞争的需求。培训机构是一方面，从本质上解决问题还需多重努力。
